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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言语相撞，争着争着，阮大铖形只影单、难敌众口，羞怒之中率先破口大骂：“恨轻薄新进，也放屁狂言！”这一骂不要紧，四周全是毛头学生，“轻薄新进”、“放屁狂言”岂不触了众怒？大家齐齐指定了他道：“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于是围上来，一顿饱打。那阮大铖养得一口好髯，人称“阮胡子”，此番正好成为袭击目标，“把胡须都采落了”；然而这只算轻伤，打到后来，阮大铖唱道：“难当鸡肋拳揎，拳揎。无端臂折腰，腰。”[49]，便是跌、摔。肋骨挨了拳，胳膊折了，腰也摔坏了。阮大铖见势不妙，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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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阮事件”，因发生于丁祭日的国立大学学生集会，看起来似更有后世学潮的味道。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广场性、群体性如出一辙，连肢体语言，也很合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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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在意1643年这个时间点，第二年，便发生了崇祯死国、清兵入关、福王南立、马阮当政等大逆变。从这一时间窗口回看丁祭风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便有了清晰的意识。它不啻于将青春知识群体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推向高点，所谓旧恨新仇，并蓄胸间，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决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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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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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弘光党争加以探问之前，我们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确一个原则。由于事涉真伪、情况复杂，为求客观，我们对基本情节的诸家讲述，不得不有所依违、取弃。凡与之有利害关系，或倾向过于鲜明，虽是亲历者，我们对于这样叙说与论评，也只好束之高阁，例如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文秉的《甲乙事案》。可靠或合理的材料，应该符合两点：一、中立的、没有派别身份的作者；二、作者虽在“门户”之中，但叙事论人能够做到持平、求实。以此两点绳之，我们从诸著内遴出两种，作为了解弘光党争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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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笔记》。作者于弘光间先任工科给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参决，是历史目击人和“在场者”。其次，他从崇祯朝起就与党争保持距离，置身其外。关于《三垣笔记》的写作，他强调两点，一是求实，“非予所闻见，不录也”；二是“存其公且平者”，对某一方“不尽是其言”，对另一方也“不尽非其言”。他指出，关于这段历史，官方“记注邸钞，多遗多讳”，私家“传记志状，多谀多误”，《三垣笔记》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借予所闻见，志十年来美恶贤否之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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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录》。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别身份，他与陈子龙并为几社两大创始人，“时吴中名士张溥、张采、杨廷枢等结复社以为东林之续也，公亦与同邑陈公子龙、何公刚、徐公孚远、王公光承辈结几社，与之相应和。”[52]然而《幸存录》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党派立场、痛思明末历史的沉潜之心，所投入的写作；书未竟，“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53]，临殁前，唤其子完淳而特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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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欲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胜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游矣！靡有暇矣！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犹及闻之……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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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本著作，其诚切端肃，岂寻常文墨可比。这一点，为李清所证实。他晚年隐居著述期间，读到《幸存录》，不禁激赏：“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盛赞之“存公又存平”；对于自己写《三垣笔记》，李清也引夏氏为同调，说：“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三垣笔记》）亦如予首颔是录（《幸存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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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事，线索概如《幸存录》以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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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英首以阮大铖荐，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处清流为事。宪臣刘宗周（刘宗周，官左都御史）以疏争，士英、大铖内用群珰（太监），外用藩帅，并收勋臣为助，其意不过欲逐宗周辈，而内珰勋藩遂不可制。贿赂大行，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籍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时以拥立怀异心，并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实宽仁，不欲起大狱，故清流不至骈（连比成案）者。……而一时柄臣，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欲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杨维垣、袁弘勋、张孙振者，不啻人头畜鸣。又，拥立操异论者不过数人，而柄臣自侈其功，凡人纠必欲以此诬入之。如妖僧等事，几起大狱，卒致左帅（左良玉）以众愤，有清君侧之举。士英尽撤劲兵以防左帅，敌已至维扬（扬州），而满朝俱谓敌必无虞，且欲用敌以破左（左良玉），一时有识者谓乱政亟行、群邪并进，莫过于此。[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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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前因后果以及层层递进的关系，讲得有条不紊，要言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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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迎立福王，出于阮大铖的谋划。然而两人的渊源，既比这个早，也比这个深。李清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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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辅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禄大铖，迓之江干，情甚挚。延儒虑逆案难翻，问大铖废籍中谁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举原任宣府马抚军士英。时士英犹编戍籍，忽起凤督（凤阳总督），茫然，既知大铖荐，甚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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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周延儒再召为相、赴京，时在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之后，阮大铖虽“闭门谢客”，暗中仍四处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时马、阮已经沆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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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如此，阮大铖头上顶着“逆案”罪名，既是先帝钦定，又相当于“反革命集团”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销，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一发动全局；加上朝中东林占优，阻力甚大。马士英虽然挤走史可法，高居首辅，想要对阮知恩图报或树为羽翼，也不那么容易。这便是夏允彝所说的，“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为了阮大铖，马士英最后不惜动用非常手段，踢开规章，罔顾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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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阁臣皆以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带来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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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票，是辅臣代皇帝草拟的旨意。马士英利用票拟权，以朱由崧名义，允许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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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权奸才干得出的事，但马士英无所谓。朱由崧明知这道旨意并不出于自己，却并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见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赘言，他的帝位拜马士英所赐，那个将要接见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见后，关于起用阮氏，高弘图未表反对，但认为须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议”，这样，“大铖出亦自光明”。马士英哪会上这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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