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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孙振与阮戎政大铖欲阱诸异己，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说。[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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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录》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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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有妖僧者，自称先帝，又自称为某王，殆类病狂者，而张孙振与大铖欲借以起大狱，流传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名，海内清流，皆入其内，如徐石麒、徐汧、陈子龙、祁彪佳之属咸列焉，即余未尝一日为京朝官、杨廷枢一老孝廉，而罗织俱欲首及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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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名单认定工作早就悄悄进行，“阮大铖作正续《蝗蝻录》、《蝇蚋录》，盖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诸和从者为蝇为蚋。”[98]蝗、蝇易懂，蝻是蝗之幼虫，蚋便是蚊子。他总共编了三本名册（《蝗蝻录》共有正、续两本），以蝗、蝻、蝇、蚋为比喻，分别列入东林、复社成员，以及东林、复社的追随者。然后，一直等待合适的时机。甲申年十二月起，接连发生大悲和尚、南来太子等案，因案情牵及帝位，阮大铖认为是绝好由头，就此发难。所谓“罗汉”、“菩萨”等名目，与魏忠贤编造《东林点将录》，比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给东林要人逐一加派诨名的做法，一脉相承，等于阮大铖不打自招。此名单，《小腆纪年附考》第327、328页有较详披露，于兹不赘。而所有史家一致认为，名单一旦落实，国中清流，将无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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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一发千钧之际。李清说：“非上宽仁，大狱兴矣。闻马辅士英亦不欲，故止诛大悲。”[99]夏允彝也说：“马（士英）意颇不欲杀人，故中止。”[100]除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左良玉突然兵变，以清君侧之名，拔营东来，阮大铖辈已无力将大狱付诸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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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三月二十五日[101]（1645年4月21日），左良玉自武昌反。左良玉与东林渊源甚深，他的“清君侧”，公开理由之一是替东林打抱不平，时人有诗，将该事件形容为“东林一路踏江南”[102]。左氏起兵前，在宣言中怒斥阮大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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睚眦杀人，如雷祚、周镳等，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为题，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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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既生，马士英、阮大铖悉遣江北重兵迎拒左良玉，黄淮防线为之一空，清兵渡淮时，“如入无人之境”[104]。以此观之，明不亡于寇虏，而亡于党争之说，倒也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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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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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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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之子夏完淳，被郭沫若叹为“神童”。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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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完淳无疑地是一位“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值得特别表彰的人物。[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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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绝世的少年，于年仅十七被满清大员洪承畴杀掉之前，践行父亲临终之托，续完《幸存录》。其中对弘光朝事的一番总结，令历来识者抚膺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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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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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崇祯十七年五月福王监国，至弘光元年五月朱由崧北狩，一年之内，国家态势基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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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便是乃父于南京陷落、痛不欲生之际，所剀切书写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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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而平心论之，东林之始而领袖东林者……皆文章气节足动一时，而攻东林者……皆公论所不与也。东林中亦多败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著。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可谓聚怨而不可谓之任怨也。其无济国事，则两者同之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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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痛定思痛，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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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夏允彝以“清流”营垒同志身份，所道出的悔恨自责之声，我们也应看一段李清从党派之外做出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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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魏忠贤杀（魏）大中，谓为大铖阴行赞导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贪横，锄正引邪，六十老翁复何所求？而若敖（通“熬”，煎熬）已馁，何不觅千秋名，乃遗万年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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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话并而齐观，才是比较完整的认识。就东林—复社来说，国家危难时刻，未能聚焦主要矛盾，全力赴当务之急，确系难辞之咎。然而与这种过激相比，以阮大铖为代表的一班贪横之徒，满怀私欲，毫无急公近义之心，才是葬送国家的真正根源。这样的是非，必须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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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黄宗羲在读到夏氏父子的《幸存录》《续幸存录》后，很不赞同，面对同一营垒里出现这种议论，他略无避讳，针锋相对写出《汰存录》，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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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按：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此彝仲学问第一差处。庄烈帝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庄烈帝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彝仲犹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谓昧于治乱之故矣。[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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