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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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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华书局，1974，第7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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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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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郭沫若《夏完淳》，《夏完淳集笺校》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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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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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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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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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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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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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降附·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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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附名单中不少人，历来“遇事敢言”、“有直声”，清议甚佳，乃至是东林、复社名士。在盛行以名节论是非的明末政坛，这令人大跌眼镜，构成十足的反讽。观察这个“名节”系统，我们除了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也看到了历史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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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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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投降问题，既引人注目，又淆乱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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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杨士聪写了一本小册子《甲申核真略》。他在“凡论”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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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核真者，以坊刻之讹，故加核也。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转相舛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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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讲的“坊刻”，指甲申国变后推出的一批书。明代印刷术既已发达，而明人的时事意识、政治意识、新闻意识、市场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惊世之变后，出版家反应迅疾，第一时间付诸行动。他们知道什么书好销，也知道怎样内容合乎读者口味，于是，以亲历、见闻的名目，或编或撰，大量推出纪实作品。以我看来，这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次纪实作品出版热。不过也跟今天相仿，名曰“纪实”，里面却有不少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亲历、见闻的旗号，实际只是道听途说，即便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一类情形，亦复不少。一个主要原因，即如杨士聪所说，“以南身记北事”。好些编者、作者，事变发生时，根本身在南方。既然并不在场，况且又是短时间匆就，哪怕没有捏造之心，对实际事实疏于核实终归难免。举个例子，后被阮大铖借题杀掉的周镳，便是“以南身记北事”的一位。他一个人就编辑了两本这样的书，一名《燕中纪事》，一名《国变录》，被失睦的亲戚告发为“私刻”。[2]这两本书，我们现在不能看到，难断其质量；不过以其远离北京，仍敢采用《燕中纪事》《国变录》这样追求现场感的书名，确令人不得不抱一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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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纪实热”中的失实和作伪，杨士聪概括了三种主要情况。一种无意，一种故意，一种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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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后诸刻而论之，有三变焉。其始国难初兴，新闻互竞，得一说则书之不暇择者，故一刻出，多有所遗，有所误，有所颠倒，此出于无意，一变也。既而南奔伪官，身为负途之豕，私撰伪书，意图混饰，或桃僵李代，或渊推膝加，且谬谓北人未免南来，一任冤填，罔顾实迹，此出于立意，又一变也。十七年之铁案既翻，占风望气者实烦有徒，归美中珰，力排善类，甚至矫诬先帝，他为收葬之言，掊击东林，明立逢时之案，捉风捕影，含沙射人，此阴险之极，出于刻意，又一大变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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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概括，算是比较全面了。情况确如他所说，当时，有关北京的真相，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歪曲与变形。不过，杨士聪没有提及他为何要如此强烈地批评和抱怨“不真”、“风马牛不相及”、“耳以传耳，转相舛错”。他有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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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杨士聪任职左谕德，甲申之变他正在京城，和其他数百名京官一道，被李自成逮捕、羁押，当众官遭受酷刑时，他却因与闯军部将王敦武交好，受到保护。后来，李自成溃走，满清入城，他又通过已经降清的门人方大猷帮助，脱身南逃。但有报道说，他投顺了李闯，得授官职“伪户政府少堂。徐凝生《国难纪》云：‘亲见门粘钦授官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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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士聪曾经投降，似为孤说，姑置不论；然而他先后从“寇”“虏”两边都得到好处，总是事实。假如再加上未能尽“主辱臣死”的义务，那么，这个从北京全身而退的明朝中级官员，道德层面上便有三个难言之隐。南来后，这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仍希望为朝廷做事，史可法也曾请旨以他为江北监军，然而“不果”，只好落寞过江，辗转迁徙，年五十二而终。吴伟业为作墓志铭，论之：“悒悒不得志以死”，“忠矣而不遂其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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