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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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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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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投降问题，既引人注目，又淆乱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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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杨士聪写了一本小册子《甲申核真略》。他在“凡论”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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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核真者，以坊刻之讹，故加核也。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转相舛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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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讲的“坊刻”，指甲申国变后推出的一批书。明代印刷术既已发达，而明人的时事意识、政治意识、新闻意识、市场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惊世之变后，出版家反应迅疾，第一时间付诸行动。他们知道什么书好销，也知道怎样内容合乎读者口味，于是，以亲历、见闻的名目，或编或撰，大量推出纪实作品。以我看来，这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次纪实作品出版热。不过也跟今天相仿，名曰“纪实”，里面却有不少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亲历、见闻的旗号，实际只是道听途说，即便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一类情形，亦复不少。一个主要原因，即如杨士聪所说，“以南身记北事”。好些编者、作者，事变发生时，根本身在南方。既然并不在场，况且又是短时间匆就，哪怕没有捏造之心，对实际事实疏于核实终归难免。举个例子，后被阮大铖借题杀掉的周镳，便是“以南身记北事”的一位。他一个人就编辑了两本这样的书，一名《燕中纪事》，一名《国变录》，被失睦的亲戚告发为“私刻”。[2]这两本书，我们现在不能看到，难断其质量；不过以其远离北京，仍敢采用《燕中纪事》《国变录》这样追求现场感的书名，确令人不得不抱一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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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纪实热”中的失实和作伪，杨士聪概括了三种主要情况。一种无意，一种故意，一种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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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前后诸刻而论之，有三变焉。其始国难初兴，新闻互竞，得一说则书之不暇择者，故一刻出，多有所遗，有所误，有所颠倒，此出于无意，一变也。既而南奔伪官，身为负途之豕，私撰伪书，意图混饰，或桃僵李代，或渊推膝加，且谬谓北人未免南来，一任冤填，罔顾实迹，此出于立意，又一变也。十七年之铁案既翻，占风望气者实烦有徒，归美中珰，力排善类，甚至矫诬先帝，他为收葬之言，掊击东林，明立逢时之案，捉风捕影，含沙射人，此阴险之极，出于刻意，又一大变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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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概括，算是比较全面了。情况确如他所说，当时，有关北京的真相，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歪曲与变形。不过，杨士聪没有提及他为何要如此强烈地批评和抱怨“不真”、“风马牛不相及”、“耳以传耳，转相舛错”。他有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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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杨士聪任职左谕德，甲申之变他正在京城，和其他数百名京官一道，被李自成逮捕、羁押，当众官遭受酷刑时，他却因与闯军部将王敦武交好，受到保护。后来，李自成溃走，满清入城，他又通过已经降清的门人方大猷帮助，脱身南逃。但有报道说，他投顺了李闯，得授官职“伪户政府少堂。徐凝生《国难纪》云：‘亲见门粘钦授官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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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士聪曾经投降，似为孤说，姑置不论；然而他先后从“寇”“虏”两边都得到好处，总是事实。假如再加上未能尽“主辱臣死”的义务，那么，这个从北京全身而退的明朝中级官员，道德层面上便有三个难言之隐。南来后，这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仍希望为朝廷做事，史可法也曾请旨以他为江北监军，然而“不果”，只好落寞过江，辗转迁徙，年五十二而终。吴伟业为作墓志铭，论之：“悒悒不得志以死”，“忠矣而不遂其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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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地，《甲申核真略》在他实为“发愤”之作。以当时舆论，明朝诸臣在闯军帐下受刑辱而不能死，即为可耻，像杨士聪这样，居然能够毫发无伤地从北京逃出来，更必然大亏名节。针对这种氛围，杨士聪愤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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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坊刻竖儒，未喻厥旨，乃谬引刑不上大夫之说，横生巧诋，何比拟之非伦也。余偶未罹贼刑，兹于受刑诸臣，悉为明著于篇，以质公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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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可见，“北来诸臣”怎样变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道德义愤不留丝毫余地，北京每个幸免于难的官员一概有罪，而为众口唾骂、千夫所指。杨士聪以为其中存有极大不公，今天我们也以为如此；他指控南方出版物在报道、记述和反映甲申之变上，存在以道德劫持事实或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歪曲事实的情况，我们也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的反驳与澄清不仅徒劳，甚至天真可笑。在当时，别的不说，单单他“偶未罹贼刑”这一点，就绝不可能得到谅解。面对这种情节，每个人所展开的想象都将是：此人必已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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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极端的例子，是光时亨。他在崇祯末年任刑科给事中，以城破前“力阻南迁”闻名于史。多种史籍述称，城破后光时亨降于李自成，如《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钞》等等，总之持其说者甚众，大约正如杨士聪所说“耳以传耳，转相舛错”，互抄互袭，以致最初所出已不可考。几年前我写《龙床》，从诸家唯见此说，未尝疑之；嗣后，偶然读到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的《光给事传弟五十一》，这才知道光时亨降闯也许子虚乌有。据该书述，城陷之时，光时亨正与御史王章巡城，混乱中王章被杀，光时亨从城墙堕落，摔坏左腿，爬到一间尼庵，半夜自经，被尼姑发现解救。又与御史金铉一齐投河，金铉身亡，光时亨则被人救起。之后“潜行南还”，在宿迁被刘泽清派士兵捉拿，送到南京。阮大铖因旧怨，将其列入附逆案中，乙酉四月与周钟、项煜等同日被杀。到唐王朱聿键时，其子光廷瑞替父伸冤，给事中方士亮具疏求平反，得到黄道周支持，“得旨昭雪”，恢复原官衔，又授光廷瑞以内阁中书之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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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昶称其所本为《桐城轶事》，以及左光先的《野史辨诬》，前者“记被诬下狱及昭雪事甚详”。这两件材料，我都不曾眼见。比之于光时亨曾降李闯的众口一词，马其昶一家之言有些单弱，我们未必立刻加以采信。但这种在同一件事上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叙述，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明末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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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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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杨士聪所说，在南方，“北来诸臣”背负了沉重压力，身陷白眼之中。这处境，固然源自一种极端化的伦理道德话语（后面我们再具体讨论），但也要看到，北京陷落后发生的许多事，对明末的精英阶层构成很大打击，使他们倍感颜面扫地，难对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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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朝事小纪》开列了投降李闯的明朝官员详细名单，具其姓名及所授官职。那是一份相当长的名单，我逐个数下来，总计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分三种情形：迎降拥戴者、接受大顺委任者、得录用而未授职者。[8]《平寇志》也写到大致相同的情形和数目，只是未曾具体列出每人姓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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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落于李自成之手后，投降确实成风。《明季北略》“内臣献太子”条记：三月二十日，也即城陷第二天，李自成从太监处搜得藏匿的崇祯诸子，太子与李自成交谈时先提了三点要求，然后又讲了这样一句：“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果然，次日接受朝贺时，赶到者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自成叹曰：‘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于是始动杀戮之念。”[10]又一条记道，二十三日投顺者点名，发现几个已经“削发”（出家免祸）的官员赫然在列，乃“令人尽拔其余毛，詈云：‘既已披剃，何又报名？’”李自成对刘宗敏、李过、牛金星等说：“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削发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11]作为胜利者，出于自身利益，李自成确实需要从旧朝官吏中录用一些人，为其服务。但他对于厚颜如此的降附者，反感远多于欣赏。《平寇志》叙述首辅魏藻德晋见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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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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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崇祯十二年任蓟辽总督，领兵关外。崇祯十五年，于松山战败被俘，寻降于清，是最早降清的明朝重臣。松山失利闻于北京，君臣咸谓洪承畴必死，崇祯皇帝为之辍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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