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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中深慕其名,呼为周先生,《劝进表》实出其人,逢人便夸“牛老师极为叹赏”……同馆多含涕忍耻,几幸生还,惟钟扬扬得意,乘马拜客,屡过梓宫,挥鞭不顾,一时辈中犹腹诽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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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军西去后,周钟潜回故乡,很快以“从逆案”首恶被捕,乙酉年四月初九处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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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遍的屈膝投降对明朝是种挫败,那么,众多“声气”明星、“名节”大腕卷入其中,则是更严厉的一击。计六奇就周钟事件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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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雄踞文坛,联属声气,一旦名节扫地,书林选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尚可信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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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论,不单适用于周钟,也适用于整个明朝的意识形态。明朝,以伦常为标榜,后五十年光阴几乎尽耗于名节比拼,然而却这样收尾。“文章一道,尚可信乎?”的确是这么个问题。那些道德文章,难道竟是废纸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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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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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为搞政治运动乃是我们当代专利,明末的人将很难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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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生的事情南传之后,很多地方不约而同掀起批判与声讨的怒潮。其过程,与我们熟知的当代政治运动如出一辙。先是口诛笔伐,发表大字报(当时的名称是“檄”),举行控诉集会;随之出现打砸抢烧,冲击、捣毁被批判对象的府宅或祠堂,甚至演为骚乱;最后,由官方成立专案组,对各涉嫌人员审查其罪行,做出处理,公布决定。在弘光朝,这个过程历时两月,从五月初一直持续到七月方见出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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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此,只能到明代意识形态中找原因。投降现象,历代都有,以往却并未就此酿成群众运动。那是因为,各朝从未像明朝这样发起长期的伦理竞赛,政教一体地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其次,明代知识精英的组织化趋向更是重要基础,砥砺名节不光是个人思想修养的磨练,还通过结社方式发展成“人盯人”的互相提携与监督的集体义务,如复社初立,张溥为之订盟约:“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55]于是,一人之逆不复只关系其本人,也被视为组织之耻,而群起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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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下,伦理始终置于很高的高度,保持着紧张状态,随时准备战斗与还击;眼下,国难之际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道德危机,则势将有干柴烈火的反应。我们从以下反应可窥出这种趋势:“京师陷,江南人士谓学濂必死国难。”[56]出于魏氏“家风”,所有人为魏学濂做出的设想与期待都仅为一途,亦即他只许以身殉国。可以想象,“降贼”丑闻一旦传回,家乡该怎样沸腾。无独有偶,周钟也面临同样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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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夙负才名,尝以忠孝激发之气自任。故里中子弟,初闻京师陷,意钟必死,知己预为《传》以俟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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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期以必死。至有自命知己者,按照这种预期,早早写好表彰的传记,静候他死国的消息传来。细予体会,“群体正义”的后面,已是一派肃杀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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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魏学濂降附,还有一离奇情节。据说他热衷象纬图谶,测算结论:“谓自成必一统有天下”,以此降。降后,“观贼所为,知必无成,惭恨无极”,终于自杀。所以,彭孙贻说他的投降是“象纬误之”。[58]其事未确,但情理上完全可能。盖自董仲舒以来,“天命观”植入儒家伦理,象纬图谶之学很多人相信。魏学濂受象纬误导,先降,继而被现实所教育,发现李自成并非“真命天子”,悔而自杀,是比较合乎逻辑的。而他先降后死,其中有个时间差,传导到家乡,遂致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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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归者至家,知学濂汙伪命,怀郤者群起攻之,几毁其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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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全府(嘉善隶属嘉兴)“绅衿”联名发表讨魏檄文,大张挞伐。据载,此时,面对魏家门上对联之“家有‘忠孝世家’牌坊”语,“乡人怒”,想毁掉牌坊。激动的人群,甚至“欲焚其故庐”。魏学濂之子魏允枚,不惧众怒,只身出门力争,说相信父亲决不投降,一定会殉难而死。魏大中遗孀、其母忠节公夫人,“亲出拜众曰:‘吾子必当死难,若等姑待之。’众退。越三日,而京师报至,果于三月廿八日缢死。遂免于燬。”[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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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魏家因魏学濂“终成正果”而度过一劫,金坛周家则无此幸运。周钟“降贼”消息传来,“合学绅衿遂相与诟詈之”,那篇假定周钟死节、将其作为忠臣表彰的传记被销毁,自命周钟知己的传文作者,也被逐出士绅圈外。朝廷为崇祯皇帝所颁正式讣告(五月初六发布)到达的那天,“诸缙绅哭临三日”,并齐至当地文庙,毁掉周钟祖父的从祀牌位。之后,冲到周家,“碎其门榜”。[61]这不单单是诉诸暴力,也是严厉的精神审判。古人以“门楣”为脸面,所有荣光都体现在门上,从形制到装饰(比如匾额),如果荣耀极大,则门不足载而延伸为牌坊;牌坊实质就是门外之门,并完全摆脱日常实用,唯用于旌表。“碎其门榜”,象征着其家族从道德和名誉上遭到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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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砸周的,是以张燧、史弘谋、段彦史等十一人为首的当地生员。[62]如在今天,此类事件我们称为学潮。相关史料没有提及闹事的具体规模,但估计声势颇壮。因为周钟身份特殊,他与杨廷枢、徐汧同为复社创立者,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说他“为复社之长”,在《明季南略》写到杨廷枢时又说“与金坛周钟为复社长”[63]。明末“江右四大家”之一的陈际泰,“海内得其文,怪不敢视,自金坛周钟叹扬,始翕然宗之。”[64]藉此可想其影响力之大。当时,复社首脑不止是精神领袖,往往也是学界宗师,阮大铖曾说:“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杨廷枢)等聚徒至万。”[65]我们不太清楚周钟门徒的数目,但他既与杨廷枢同为复社之长,恐怕也少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问题反响格外强烈,以致引发学潮——在他屁股后头,有一大群追随者;眼看老师做出这种“表率”,充满失望与痛苦的学生顿觉“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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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魏家、金坛周家的遭遇也在别的地方上演,南籍降附诸臣家室在其乡邑普遍受到冲击、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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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北京之变,诸生檄讨其搢绅授伪职者,奸人因之,焚劫以为利,项煜、钱位坤、宋学显、汤有庆四家荡洗无遗,又焚时敏家,三代四棺俱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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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我们不陌生,但近四百年前它也曾在中国出现,这一点笔者先前倒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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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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