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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中深慕其名，呼为周先生，《劝进表》实出其人，逢人便夸“牛老师极为叹赏”……同馆多含涕忍耻，几幸生还，惟钟扬扬得意，乘马拜客，屡过梓宫，挥鞭不顾，一时辈中犹腹诽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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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军西去后，周钟潜回故乡，很快以“从逆案”首恶被捕，乙酉年四月初九处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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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普遍的屈膝投降对明朝是种挫败，那么，众多“声气”明星、“名节”大腕卷入其中，则是更严厉的一击。计六奇就周钟事件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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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雄踞文坛，联属声气，一旦名节扫地，书林选刻，刊落名字，文章一道，尚可信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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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论，不单适用于周钟，也适用于整个明朝的意识形态。明朝，以伦常为标榜，后五十年光阴几乎尽耗于名节比拼，然而却这样收尾。“文章一道，尚可信乎？”的确是这么个问题。那些道德文章，难道竟是废纸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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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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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为搞政治运动乃是我们当代专利，明末的人将很难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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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生的事情南传之后，很多地方不约而同掀起批判与声讨的怒潮。其过程，与我们熟知的当代政治运动如出一辙。先是口诛笔伐，发表大字报（当时的名称是“檄”），举行控诉集会；随之出现打砸抢烧，冲击、捣毁被批判对象的府宅或祠堂，甚至演为骚乱；最后，由官方成立专案组，对各涉嫌人员审查其罪行，做出处理，公布决定。在弘光朝，这个过程历时两月，从五月初一直持续到七月方见出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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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此，只能到明代意识形态中找原因。投降现象，历代都有，以往却并未就此酿成群众运动。那是因为，各朝从未像明朝这样发起长期的伦理竞赛，政教一体地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其次，明代知识精英的组织化趋向更是重要基础，砥砺名节不光是个人思想修养的磨练，还通过结社方式发展成“人盯人”的互相提携与监督的集体义务，如复社初立，张溥为之订盟约：“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55]于是，一人之逆不复只关系其本人，也被视为组织之耻，而群起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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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下，伦理始终置于很高的高度，保持着紧张状态，随时准备战斗与还击；眼下，国难之际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道德危机，则势将有干柴烈火的反应。我们从以下反应可窥出这种趋势：“京师陷，江南人士谓学濂必死国难。”[56]出于魏氏“家风”，所有人为魏学濂做出的设想与期待都仅为一途，亦即他只许以身殉国。可以想象，“降贼”丑闻一旦传回，家乡该怎样沸腾。无独有偶，周钟也面临同样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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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夙负才名，尝以忠孝激发之气自任。故里中子弟，初闻京师陷，意钟必死，知己预为《传》以俟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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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期以必死。至有自命知己者，按照这种预期，早早写好表彰的传记，静候他死国的消息传来。细予体会，“群体正义”的后面，已是一派肃杀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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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魏学濂降附，还有一离奇情节。据说他热衷象纬图谶，测算结论：“谓自成必一统有天下”，以此降。降后，“观贼所为，知必无成，惭恨无极”，终于自杀。所以，彭孙贻说他的投降是“象纬误之”。[58]其事未确，但情理上完全可能。盖自董仲舒以来，“天命观”植入儒家伦理，象纬图谶之学很多人相信。魏学濂受象纬误导，先降，继而被现实所教育，发现李自成并非“真命天子”，悔而自杀，是比较合乎逻辑的。而他先降后死，其中有个时间差，传导到家乡，遂致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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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归者至家，知学濂汙伪命，怀郤者群起攻之，几毁其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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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全府（嘉善隶属嘉兴）“绅衿”联名发表讨魏檄文，大张挞伐。据载，此时，面对魏家门上对联之“家有‘忠孝世家’牌坊”语，“乡人怒”，想毁掉牌坊。激动的人群，甚至“欲焚其故庐”。魏学濂之子魏允枚，不惧众怒，只身出门力争，说相信父亲决不投降，一定会殉难而死。魏大中遗孀、其母忠节公夫人，“亲出拜众曰：‘吾子必当死难，若等姑待之。’众退。越三日，而京师报至，果于三月廿八日缢死。遂免于燬。”[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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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魏家因魏学濂“终成正果”而度过一劫，金坛周家则无此幸运。周钟“降贼”消息传来，“合学绅衿遂相与诟詈之”，那篇假定周钟死节、将其作为忠臣表彰的传记被销毁，自命周钟知己的传文作者，也被逐出士绅圈外。朝廷为崇祯皇帝所颁正式讣告（五月初六发布）到达的那天，“诸缙绅哭临三日”，并齐至当地文庙，毁掉周钟祖父的从祀牌位。之后，冲到周家，“碎其门榜”。[61]这不单单是诉诸暴力，也是严厉的精神审判。古人以“门楣”为脸面，所有荣光都体现在门上，从形制到装饰（比如匾额），如果荣耀极大，则门不足载而延伸为牌坊；牌坊实质就是门外之门，并完全摆脱日常实用，唯用于旌表。“碎其门榜”，象征着其家族从道德和名誉上遭到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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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砸周的，是以张燧、史弘谋、段彦史等十一人为首的当地生员。[62]如在今天，此类事件我们称为学潮。相关史料没有提及闹事的具体规模，但估计声势颇壮。因为周钟身份特殊，他与杨廷枢、徐汧同为复社创立者，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说他“为复社之长”，在《明季南略》写到杨廷枢时又说“与金坛周钟为复社长”[63]。明末“江右四大家”之一的陈际泰，“海内得其文，怪不敢视，自金坛周钟叹扬，始翕然宗之。”[64]藉此可想其影响力之大。当时，复社首脑不止是精神领袖，往往也是学界宗师，阮大铖曾说：“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杨廷枢）等聚徒至万。”[65]我们不太清楚周钟门徒的数目，但他既与杨廷枢同为复社之长，恐怕也少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问题反响格外强烈，以致引发学潮——在他屁股后头，有一大群追随者；眼看老师做出这种“表率”，充满失望与痛苦的学生顿觉“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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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魏家、金坛周家的遭遇也在别的地方上演，南籍降附诸臣家室在其乡邑普遍受到冲击、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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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北京之变，诸生檄讨其搢绅授伪职者，奸人因之，焚劫以为利，项煜、钱位坤、宋学显、汤有庆四家荡洗无遗，又焚时敏家，三代四棺俱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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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我们不陌生，但近四百年前它也曾在中国出现，这一点笔者先前倒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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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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