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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五月初一日，福王监国当天，史可法派祁彪佳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赶去处理因降附问题而引发的严重骚乱。祁彪佳在其告示中指出：“叛逆不可名，忠义不可矜，毋借锄逆报私怨，毋假勤王造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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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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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四公子”之一，明末的全才人物。甲申之变，他在北京，先是藏匿，后被闯军俘获，由此被马、阮列入“从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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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当时在朝中主政的史可法为应付这场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是，果断派出一位威望素著的特使，借重他的正面形象和感召力，化解、消弭骚动。应该说，这是机智简明的一招，祁彪佳也很好地运用了个人魅力。当然，他并不一味只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曾做出严厉处断，例如在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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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宦敏以被焚抢泣诉于沿途。薄暮抵常熟，署印（代理官职）州倅（倅，副职）陈淳来谒，询其焚抢之事，出所访姓名，令连夜拘提。[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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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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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至公署审抢犯。予昨所行拘者，多不肯吐，而捕官别拘三人，皆有时份家之真赃，乃立枭于门，而抢时宦妻子尼菴者，其犯亦杖毙之。即刻张告示，余者皆不究。人情大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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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遭到焚抢的时敏，为北京兵科官员。他在城陷前对人说：“天下将一统矣。”随即投附大顺。及闯军败走，时敏“遁归故里”，而在他回来之前，家中已遭焚抢，且“波及族党”。对于这个确切的“从逆者”的投诉，祁彪佳仍予受理，依法处置打砸抢人员。他认为，从逆是从逆，法度是法度；法度不可因某种理由而破坏，不管那理由如何高尚。他这样奏闻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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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嚣动，借名义愤，与其振之使惧，不如威之使服。国法诚申，人心自正。宜将从逆诸臣先行处分，使士民无所藉口，则焚掠之徒可加等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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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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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不可名，忠义不可矜，毋借锄逆报私怨，毋假勤王造祸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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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明确“叛逆”应予追究，又指出“正义”不能用以违法，一切都该分清是非，纳入法度解决。他以理性和清明，阻止了乱局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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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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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这场骚乱，不止是一时一地的激变事件。事实上，它传递了一种重要的历史信息，在中国伦理意识和文化心理演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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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中国，投降现象虽不正面，却似乎未至千夫所指、切齿憎恶。汉代大儒扬雄就有这种“污点”，曾作《剧秦美新》谀王莽新朝，但当时并不为此改变对他的评价，他死时，桓谭盛赞其学“必传”，说他“文义至深”、“必度越诸子”。[81]三国中，降来降去颇为普通，或自动降，或被劝降，或无奈而降——徐庶因孝降于曹操，即是一例。乃至还有“诈降”，把投降作为军事智慧加以运用。此外，如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降而叛，叛而再降，反反复复，一方略无愧色，另一方也宽宏大量。只要对方比自己高明，就服输愿降；如又心感不甘，却不妨翻悔……直至彻底服帖，整个过程非常坦然，丝毫不存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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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有因投降遭严厉制裁的例子。最著名的，大概是武帝时的汉将李陵。他于天汉二年（前99）以五千兵力，在浚稽山一带（今蒙古境内）迎击匈奴八万骑兵，终于不支，被俘、投降。“闻陵降，上怒甚。”不过，暂时亦未如何。一年多后，武帝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迎陵”，无功而返，却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这令武帝大开杀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细辨之，武帝灭门之惩非因李陵投降，而为他胆敢训练和帮助敌军。只可惜这是错误的情报，帮助单于练兵的并非李陵，而是名叫李绪的另一降将，大概匈奴老外分不清中国人姓名，误以李绪为李陵。后来，“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李陵降敌之事，当时舆论并不以为多么可耻。太史令司马迁便公开辩护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认为他虽败犹荣，实为英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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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宋代，情形亦未至于明代的样子。比如声名赫赫的杨家将之“杨老令公”。他本名杨业。对于这个人物，很多人是从小说戏曲得以了解，在那里面，他被改名“杨继业”。京剧《李陵碑》描写，杨继业于最后的困境中，毅然碰死于李陵碑，所以此戏别名《碰碑》。这其实不是事实。《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遭到围困，“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83]换言之，他没有“英勇就义”，而是当了俘虏，被俘后第三天绝食而死。明清小说戏曲的改动，说明对杨继业居然当了俘虏这一点已不能接受，而是“白玉微瑕”，于是安排他自尽，且刻意杜撰一个血溅“李陵”之碑的情节。这苦心一笔，悄然透露了道德伦理的极致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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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进，其大背景不难回答，无非是儒家思想。不过，如此一语带过，未免马虎。为有切实认识，需要旁搜远绍，搞清其观念上的流变。在此，我们的探源工作从一个关键词着手，亦即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忠”。为什么从它着手？因为投降所以“可恶”，就是因它而起。若非这个字，人们对于投降就不必有那么大的义愤。投降等于背叛；背叛等于不忠，是一套关联话语与逻辑。既如此，就一定要先到源头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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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找来《论语》和《孟子》，以乏味然而可靠的检索方式，对“忠”的每个出处及语义，一一稽考，结果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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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