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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五月初一日,福王监国当天,史可法派祁彪佳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赶去处理因降附问题而引发的严重骚乱。祁彪佳在其告示中指出:“叛逆不可名,忠义不可矜,毋借锄逆报私怨,毋假勤王造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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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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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四公子”之一,明末的全才人物。甲申之变,他在北京,先是藏匿,后被闯军俘获,由此被马、阮列入“从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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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当时在朝中主政的史可法为应付这场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是,果断派出一位威望素著的特使,借重他的正面形象和感召力,化解、消弭骚动。应该说,这是机智简明的一招,祁彪佳也很好地运用了个人魅力。当然,他并不一味只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曾做出严厉处断,例如在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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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宦敏以被焚抢泣诉于沿途。薄暮抵常熟,署印(代理官职)州倅(倅,副职)陈淳来谒,询其焚抢之事,出所访姓名,令连夜拘提。[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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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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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至公署审抢犯。予昨所行拘者,多不肯吐,而捕官别拘三人,皆有时份家之真赃,乃立枭于门,而抢时宦妻子尼菴者,其犯亦杖毙之。即刻张告示,余者皆不究。人情大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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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遭到焚抢的时敏,为北京兵科官员。他在城陷前对人说:“天下将一统矣。”随即投附大顺。及闯军败走,时敏“遁归故里”,而在他回来之前,家中已遭焚抢,且“波及族党”。对于这个确切的“从逆者”的投诉,祁彪佳仍予受理,依法处置打砸抢人员。他认为,从逆是从逆,法度是法度;法度不可因某种理由而破坏,不管那理由如何高尚。他这样奏闻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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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嚣动,借名义愤,与其振之使惧,不如威之使服。国法诚申,人心自正。宜将从逆诸臣先行处分,使士民无所藉口,则焚掠之徒可加等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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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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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不可名,忠义不可矜,毋借锄逆报私怨,毋假勤王造祸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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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明确“叛逆”应予追究,又指出“正义”不能用以违法,一切都该分清是非,纳入法度解决。他以理性和清明,阻止了乱局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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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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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这场骚乱,不止是一时一地的激变事件。事实上,它传递了一种重要的历史信息,在中国伦理意识和文化心理演变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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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中国,投降现象虽不正面,却似乎未至千夫所指、切齿憎恶。汉代大儒扬雄就有这种“污点”,曾作《剧秦美新》谀王莽新朝,但当时并不为此改变对他的评价,他死时,桓谭盛赞其学“必传”,说他“文义至深”、“必度越诸子”。[81]三国中,降来降去颇为普通,或自动降,或被劝降,或无奈而降——徐庶因孝降于曹操,即是一例。乃至还有“诈降”,把投降作为军事智慧加以运用。此外,如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降而叛,叛而再降,反反复复,一方略无愧色,另一方也宽宏大量。只要对方比自己高明,就服输愿降;如又心感不甘,却不妨翻悔……直至彻底服帖,整个过程非常坦然,丝毫不存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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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有因投降遭严厉制裁的例子。最著名的,大概是武帝时的汉将李陵。他于天汉二年(前99)以五千兵力,在浚稽山一带(今蒙古境内)迎击匈奴八万骑兵,终于不支,被俘、投降。“闻陵降,上怒甚。”不过,暂时亦未如何。一年多后,武帝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迎陵”,无功而返,却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这令武帝大开杀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细辨之,武帝灭门之惩非因李陵投降,而为他胆敢训练和帮助敌军。只可惜这是错误的情报,帮助单于练兵的并非李陵,而是名叫李绪的另一降将,大概匈奴老外分不清中国人姓名,误以李绪为李陵。后来,“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李陵降敌之事,当时舆论并不以为多么可耻。太史令司马迁便公开辩护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认为他虽败犹荣,实为英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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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宋代,情形亦未至于明代的样子。比如声名赫赫的杨家将之“杨老令公”。他本名杨业。对于这个人物,很多人是从小说戏曲得以了解,在那里面,他被改名“杨继业”。京剧《李陵碑》描写,杨继业于最后的困境中,毅然碰死于李陵碑,所以此戏别名《碰碑》。这其实不是事实。《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遭到围困,“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83]换言之,他没有“英勇就义”,而是当了俘虏,被俘后第三天绝食而死。明清小说戏曲的改动,说明对杨继业居然当了俘虏这一点已不能接受,而是“白玉微瑕”,于是安排他自尽,且刻意杜撰一个血溅“李陵”之碑的情节。这苦心一笔,悄然透露了道德伦理的极致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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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进,其大背景不难回答,无非是儒家思想。不过,如此一语带过,未免马虎。为有切实认识,需要旁搜远绍,搞清其观念上的流变。在此,我们的探源工作从一个关键词着手,亦即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忠”。为什么从它着手?因为投降所以“可恶”,就是因它而起。若非这个字,人们对于投降就不必有那么大的义愤。投降等于背叛;背叛等于不忠,是一套关联话语与逻辑。既如此,就一定要先到源头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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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找来《论语》和《孟子》,以乏味然而可靠的检索方式,对“忠”的每个出处及语义,一一稽考,结果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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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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