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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南都有关“附逆”之议，普遍主张除明确投降的外，要增加“徘徊于顺逆之间”[102]这种情况。有人于奏疏中，提至如下高度：“变故危亡之际，正臣子致身见节之时。亘古迄今，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也。”[103]这就是“死忠”的奉君之道。从“死忠”角度看，逃生与投降半斤八两，于“大义”都不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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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高调。史可法就能够在一片狂热中，主张宽容。他上了一道《论从逆南还疏》，对那些漂亮辞藻加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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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惨殉社稷，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始应从死，岂在南独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闻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高杰、刘泽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以圣明继统，不惟斧锧未加，抑且恩荣叠被，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哉。宜将从逆诸臣择罪状显著者，重处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问……总之应罪者罪，无为报怨之借题；应宽者宽，无令人心之解体。使天下晓然知君臣大义，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圣明宥过；不但在南者姑宽，即在北者亦姑宽，必有全身忍诟之人，为雪耻除凶之计，宽以死而报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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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古代也好，今天也罢，凡脚踏实地、勇于担当者，一般不在道德上唱高调，用心比较平和；倒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往往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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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降附者的资料，发现一种有趣现象，即亲属中倘若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经甲申之变便如隔天渊，在南者依然故我，在北者却一律成为反面人物。例如史可法与史可程，左懋第与左懋泰，周钟与周镳，顾杲与顾棻。史可程投降后仍为庶吉士，闯军曾命他写信招降史可法，只因大顺崩溃过快，其事“不果”。[105]左懋泰任“伪兵政府侍郎，镇守山海关”[106]。周钟事详前。顾棻被委任为“伪四川成都府同知”。[107]他们都是亲兄弟和堂兄弟，或一母同胞，或同受家训，道德品性即有所差，应不至霄壤之别。然而，在北者竟无一例外全部降附而名节不保。如谓巧合，岂不太巧？如系偶然，又何至于这么整齐分明？道德、名节解释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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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午笔记》载有顾杲为哥哥投降事，而写给哥哥的一封信。头一句就提到，早先曾收到顾棻于城危时寄回的家书，里面“以死自誓”。顾杲说当时睹此语，“弟既痛楚，旋复痛快。盖悲兄之死，而幸国家有忠臣、先人有肖子。”然而，“不图今日乃至于斯也！”他批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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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际，虽难顾天地之惨何似，况骂贼求死，不过一启口之易耳。城破苟免，一误也。被执苟免，二误也。入京而又苟免，三误也……至于名伪籍，其玷已甚，不可复云误矣。[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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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头头是道：先有“三误”，及拜“伪职”，则“其玷已甚”，不再是“误”了。这样一种经过，适用于降附者中的大多数，除开少数削尖脑袋的干进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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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人在投降前，最初都和顾棻一样有赴死之志，或表现得并不怕死。例如明末百科全书式通才、“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闻变，走出……潜走禄米仓后夹衖，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四处找寻的家人找到，逼着他去闯军处报到（“家人惧祸，已代为报名矣”），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归附了闯军。[109]再如庶吉士张家玉，“贼怒，缚柱上欲刳之，颜色不变，异而释之。愈欲其降，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降。”[110]他是因孝而降，没有满足朱熹的愿望，将与父母的“天理自然”给忠君的“义务”让道，但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能担当的人。几年后，他在东莞抗清，“矢尽炮裂，欲战无具”，“自投野塘死”。[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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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绝大多数投降者或未能一死了之者，无非只因心中“私”字一闪念。我们现在管这种情形叫“人性”。比如眷恋生命，比如懦弱，比如犹疑，比如不忍连累家人……哪怕像龚鼎孳那样，“我原要死，小妾不肯。”这些，本来都属于正常人性，不高大，但也谈不上可耻。照我们今天的观点，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允许而且应该拥有一点自我的空间，在重大的关头可以替自己做些考虑。在美国，哪怕是干了坏事的犯罪嫌疑人，法律也承认他有权首先保护自我而“保持沉默”。而我们的“传统道德”，不会给个人这种空间。因为我们要求的“忠”，基于人身依附及占有，是个人无条件、无保留地对“所有者”（君主、国家等）的服从和献出。糟糕的是，这种要求还完全以“正义”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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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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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甲申之变亦即北京城陷后的投降情形。等到翌年乙酉之变亦即南京城陷时，又有一次，文豪钱谦益便是领衔者之一。这先后两次投降高潮，对象不同。北京之降，降于本国暴动者；南京则降于异国入侵军。在今人眼里，后者严重性大概远远超过前者。明人未必这么看，未必认为投降李闯的罪过，比投降满清要轻。这也是古代伦理的独特处。盛传慈禧说过一句话：“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历来作为她是卖国贼的证据，其实这种思维在旧伦理中极其自然，我们倘若吃透了“忠”的各层面关系与含义，即知必然如此，与爱国或卖国反而没什么联系，比如“样板戏”里有台词：“三爷最恨被共军逮着过的人！”心理与慈禧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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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承畴降清算起，投降问题横穿两朝（崇祯、弘光），令人焦头烂额。对于视“名节”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是沉重打击。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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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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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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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阳两饿夫，指伯夷、叔齐兄弟，他们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纣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杨士聪说，较之商亡仅两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节，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兴亡代代有，也并未见过满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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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乃是实话。跟过往比，乃至包括后世，明代士大夫的“名节”真是最过硬的了。明末殉国者之多，数量或抵得过以前历代总和。弘光政权幻灭后，殉国者成批涌现，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顾杲等，后都自尽而死。虽然我们知道此一现象深受名教影响，但对死难者本人，我还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为曾经考察过他们的事迹、思想以及时代背景，从而了解做出那样的举动并不都是出于迂腐。言及于此，也不能不从另一端感到些困惑。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畴，当时与吴三桂是一文一武两个头号“大汉奸”，但二百多年后，这种评价消失了，而代以“功在千秋”。孙中山有《赞洪文襄》一诗，称道他“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他还这样回答洪氏后人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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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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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思路果然实用。不过“满回中原”、“力促中华一统”或有之，“避免了生灵涂炭”则是没有的事，了解过清兵南下史的读者，心中都有一本账。关键是，历史究竟有无一定之理？是否能以结果论（实利）而朝秦暮楚？何况对洪承畴的这一评价，每一句我看亦很适用于吴三桂，为什么不把他也一道“平反”呢，是因他后来又举兵叛清吗？再有，这样评价洪承畴，置当年快意嘲讽洪承畴、为之杀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于何地？这都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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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历来有“英雄”和“普通人”之分。我觉得恰当的态度是，对英雄应有英雄的尊重，对普通人也应有普通人的尊重。这不同的尊重，各自体现了一种社会公正与善意。但在中国，有时两种尊重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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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人行为，投降或不投降，受制于每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以及气质、个性等等因素，这些方面千差万别，既无一定之道理，也很难一概而论，该褒该贬，要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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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伦理层面，我们需要讨论的也就是这个层面。国家伦理，作用在于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和人民价值观，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以及怎样做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就此而言，投降不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国家所愿面对的情形，因为它与失败相联系，是不幸的境地。但在不赞赏的同时，能否基于现实，有所容纳、谅解与接受，对国家伦理而言，却是有关理性、博大和善意的更深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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