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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显然不以投降为美事,但万一事不可为,也并不以投降为耻。很多非常注重荣誉的民族,都曾经能够投降。例如二战时德国;甚至文化上与我们相仿、视投降为奇耻大辱的日本,也能做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在西方价值观中,投降虽为可悲结局,同时却也配得上严肃的尊重。为使投降安全而体面,他们甚至聚在一起制订了优待俘虏的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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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心理不会赞同这一点,我们对于投降从骨子里抱以蔑视,甚至历来有杀降传统。秦将白起曾经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晚至十九世纪中期,李鸿章也将数万太平天国降军尽行诛灭。当时,李的盟友、英国人“常胜军”统帅戈登异常震惊,觉得只有野蛮人方能至此。他不知道,以中国文化心理,一旦投降即人格丧尽,不复可享“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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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此,关键在于投降与道德形成了绑定:投降意味着不忠、背叛,而非绝境下对生命的最后一点尊重。这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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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大兵掏出投降书、举起双手时,无论他本人抑或其政府、国家与人民,都不认为这一行为代表背叛。他只是无力或不必继续去做某种徒劳的事情。就本来意义而言,投降只是当事不可为时,一种以求自我保护的处置。小至个人,大到国家,都可能采取。它和品格、道德无关。不仅如此,从国家伦理层面上不歧视投降,包含了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它承认,生命面临危险时个人有权将其安危置于首位,只要这对于国家并无实际的损害。如果更进一步,国家应该认为,公民为保护其生命安全所采取的行动,不但不违背,相反恰好符合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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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却没有这种观念,它认为个人是皇权的“私有物”,其生命、身体及一切概不属于自己,他们没有任何自我权益需要考虑。基于单方面索取的关系,皇权对其子民提出了终极占有的要求。子民之于君上,不单为之服务、工作,也随时为之献上生命。为保证这种关系,建立了一整套人身依附的伦理秩序,臣为君死、子为父死、妇为夫死,使社会——从家庭到国家——都纳入同样的逻辑,由此建成一个“名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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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这个“名节”系统,我们除了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也看到了历史的阴影。换言之,这套东西对中国来说,并非自古而然,而是随着历史变化,逐渐走到这一步。在汉唐盛世,还没有这么严苛的“名节”系统;它不是汉文明上升期的产物,却明显随着宋明悲情历史而凸显和强化。十六世纪起,欧洲经历过一次宗教改革;早其四五个世纪,中国实际上也有类似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欧洲从中得到解放,中国得到的反而是束缚。从宋儒到明儒,古典儒学变为新儒学,其结果,中国社会伦理愈益保守。而这一过程,恰逢汉族中国两次亡国。我们无法判断在这种历史结局与国家伦理之间,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抑或互为因果;但显然,悲情愈来愈多地投射于民族心理。降附现象在明末唤起的反应,肯定与自信无关,而是十足悲情的流露,某种输不起或自闭的因素已潜入我们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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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过程后来还在继续,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我们清楚明末的情况其实不算最糟,类似杨士聪那种人当时尚能“善终”,如在当代,难乎其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潘汉年到刘少奇,多少人含冤于“叛徒”名下。“叛徒”、“投降”这类罪名,杀伤力之大无以过之,扣上此帽,连国家主席也无望生还。1975年8月4日,毛泽东又就《水浒》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114]江青、姚文元等即以此攻周恩来、邓小平。9月20日,周恩来接受最后一次大手术,推入手术室前,他奋力喊道:“我不是投降派!”[115]其中,有政治的严酷,更有历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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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中的刘宗敏形象,崔君沛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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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敏,闯军头号大将,他在北京拷掠百官甚酷,赵士锦脱身后所写《甲申纪事》一书,记述亲身经历与见闻,多涉刘宗敏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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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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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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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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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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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伟业《左谕德济宁杨公墓志铭》,《甲申核真略(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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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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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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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639—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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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彭孙贻《平寇志》卷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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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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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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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彭孙贻《平寇志》卷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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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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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明季北略》记为钱位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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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彭孙贻《平寇志》卷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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