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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顾杲《上兄棻书》，《丹午笔记·吴城日记·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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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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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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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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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甲申核真略（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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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王宏志《洪承畴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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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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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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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钱谷·贪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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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财政问题的症结，内在于体制之中。战争消耗多少、一年赋税欠收多少、天灾造成粮食减产多少，这些数字可以统计出来，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但是，有多少钱因制度之故暗中化于无形，连政权及其官僚系统本身也不清楚。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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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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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偶读袁宏道尺牍一件，喜其文字，随手抄在本子上，中有句云：“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1]当时，对“钱谷”两字似懂非懂，却未求甚解，以望文生义的方法囫囵了之。后因屡屡见之，终于去查《辞源》，乃知“钱谷”本指钱币和米粮，引申出来，辄为赋税，也转而代指官府中从事钱粮会计工作的幕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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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多如牛毛”，或者解为赋税繁重，或者解为赋税繁重致相关胥吏众多，皆可。联系实际，袁宏道信中有此一句并非偶然。该信写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那时袁宏道刚中进士不久，头一回做官，在吴县当县令，没多久，就辞职不干了。稔于明史者知道，万历年间，正是明朝赋税走向横征暴敛的开端。我们从袁宏道此信，也可略为推知他迅速辞官的原由；其中之一，大概是不耐向百姓征敛的烦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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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不妨一走了之，明朝赋税加剧的势头却未尝停歇，以后五十年间愈演愈烈。这次做“弘光”系列，追索明朝灭亡的轨迹，笔者于其间感受最强烈的，尚非人们就这段历史通常热议的道德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民族冲突问题，而主要是财政问题。在这一点上，王朝陷入一个大泥塘，一种恶性循环。而其原因，则困惑难解。自然界有些吐丝类动物，除一般熟知的蜘蛛、春蚕，据说希腊有吐丝蛇，南美有吐丝猫、吐丝蛙。以我看来，明朝晚期财政仿佛也有此奇特功能，只不过动物吐丝通常作为捕猎的手段，在明朝，却是自我缠绕，越缠越紧，直到使自己窒息。奇怪的是，既没有人逼它如此，它也尽有其他选择，然而终其最后却一意孤行，未思别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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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天下为清人所夺，我一直存有诸多茫然：富国为何输给了穷国？强国为何被弱国所亡？落后国家为何战胜先进国家？发达生产力为何斗不过原始生产力？低级文明为何击败了高级文明？其方方面面，均有乖于我们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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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对手——如果算得上对手——彼此反差有多大？我们来看万历初年成书的《殊域周咨录》对建州女真生活形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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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颇类开原，旧俗其脑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直，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弯弓相射。可汗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其阿迷江至撒鲁江颇类河西，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种，性柔刻贪狡，捕鱼为食，著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不识五谷，惟狗至多，耕田供食皆用之。死者刳腹焚之，以灰烬夹于木末植之。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性刚而贪，文面椎髺，帽缀红缨，衣绿綵组，惟袴不槿。妇人帽垂珠珞，衣缀铜铃，射山为食，暑则野居，寒则室处。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种住平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类狗窝。一苦兀，在奴儿干海东，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亲死刳肠胃，曝干负之，饮食必祭，三年后弃之。其邻有吉里逃，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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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从简，嘉靖间任行人司行人，相当于明朝的职业外交家。他的描述虽不免夹杂着汉族优越感，或受到《山海经》志异述奇风格的影响，以致多少有些过分渲染。但正像书名表示的，《殊域周咨录》的编撰，是备皇帝就涉外事务咨政之用，其基本文献价值是有保障的，一直以来，也确被目为明代重要的涉外史料。将以上描述去粗取精，我们从中可获如下主要信息：晚至嘉靖年间，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仍以渔猎为主，只有极初步的耕种；衣食起居，都还迹近原始状态；社会简单，文化蒙昧。此前，作者还引述了来自《后汉书》《北史》《文献通考》和《元志》等四种旧文献对该地文明状况的记载，如“冬则厚涂豕膏（猪油）御寒，夏则裸袒尺布蔽体”，“臭秽不洁，作厕于中，环之而居”，“以尿洗面。婚嫁男就女家”，“秋冬死，以尸饵貂（将逝者之肉作为捕貂的诱饵）”，“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等，可见东汉至明代嘉靖这一千多年，该地虽非没有进化，但进化相当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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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样的描述，两者在物质和精神文明上落差之大，何啻万里？若置今日，即最发达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也难找到相埒的情形。可历时不足百年，花团锦簇的天朝上国，居然被“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不识五谷、以狗耕田、以鱼胞盛酒的野蛮部落所吞。这结果，虽令“天方夜谭”黯然失色，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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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夸张程度，打个比方，犹如当今头号富强之邦美利坚合众国，被加勒比某个小小近邻所灭。这种情形，不要说作为现实，就算我们身边有人当做假设提出，也会被视为痴人梦语。但十六世纪晚期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的那次巨变，实际就是如此，乃至尤有过之。何以见得？我们且借弗兰克名著《白银资本》所绘当时世界经济版图略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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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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