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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因被冰山撞沉,多少不失悲剧的意味。明朝却是在小舢板触碰之下,散架解体,简直叫人哭笑不得。但我们的误区可能在于过分强调了结果。关于结果,笔者认为满清其实是地道的“摘桃者”。姑不论攻破北京、逼死崇祯、将明朝彻底变成“危房”的,乃是李自成大顺军,而且无论此前此后,明朝这个“豆腐渣工程”的晚期症状都暴露无遗,大厦将倾、朽木难支,每个角落发出让人心惊肉跳的喀喀喇喇的声响,满清所要做的,不过是走到近旁跺一跺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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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蒂,明朝的崩坏无自外力,而死于自我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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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溃烂,非朝夕可致,而有长期和内在的过程。其次,对它的观察不能停留在表面,停留在那些有形的现象和集中爆发的事态上,比如,党争、玩职、朝政失控、盗寇横生之类。中国人由于历史认知力的局限与偏差,注意力往往放在现象的层面,而忽视逻辑的层面。非等事情发展和暴露于表面,方能觉察,而实际上,病根早已植下,却迟迟不被认识。所导致的情形,往往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等真正发现根由所在,仓猝欲加挽回和补救,辄为时已晚,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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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中国的政治观、历史观,形而上学倾向严重,过于看重高蹈虚衍的义理,追求政治词语、道德词语的漂亮与堂皇,以为这就可以感化天下、稳定人心,而不在意社会的切实改善。远的不说,近处我们即曾亲有体验——1957至1977的二十年,当代中国正是在抽象崇高的口号中度过,每年都自认“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实际上,明明有一系列经济数字摆在那里,提示着相反的现实,当权者却吝其青眼。所以,满口仁义道德,往往却与现实真况隔之甚远。有人说,数字亦不足信,因为数字能造假。不错,数字可以造假,甚至很常见,然而,数字终究是相关联的整体,造假者可编造其一部分,却不能将整个数字都做成假的,以致天衣无缝。就此而言,数字即便被造假,到头来它也会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指示哪些地方曾遭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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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关明末的历史变故,本文将回到数字,从具体的财政环节入手,观察世态、提取细节、梳理问题。最终我们也许发现,在一堆貌似杂乱无章而枯燥的数字中,所见所得更胜于各种叠床架屋的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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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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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到了有国家的阶段,就发生财政这个环节。因为,一来国家存在共同利益,二来国家需要管理而管理又需要经费,故而财政的发生是免不了的。那么,国家财政从何而来?当然不会凭空而降,一分一厘都来自劳动者,每个劳动者把自己劳动成果交出一部分,共同形成了国家财政。换言之,国家财政源于税收,古代中国称之为赋税。赋税一词,原本是两个单独的字,以后逐渐并称,但自历史过程言,先有赋后有税,而且含意也不同,略作辨析可了解更多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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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胡适与胡汉民、廖仲恺之间,就井田制问题往还过几通书信,其中有如下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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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赋而不税。赋是地力(书中误印为“地方”,我们代为更正)所出,平时的贡赋,同用兵时的“出车徒,给徭役”,都是赋。税是地租——纯粹的Land tax。古代但赋地力,不征地租。后来大概因为国用不足,于赋之外另加收地租,这叫做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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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讲的“古代”,比我们现在一般所称早很多,起码在春秋以前,亦即早期国家时期。“赋而不税”的意思,是当时只有赋还没有税。不过“但赋地力,不征地租”这句话,中间缺少一些环节,乍看不易理解;而胡适随后的解释也不完全恰当——之所以在赋以外又出现了税,原因并非“国用不足”,主要是“公田”之外出现一定规模的“私田”,对于后者,国家以收取租费的方式加以承认,并使之与前者相区别,这便是起初税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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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注意“赋”这个字的古义,与兵、行伍、兵役相通。《论语·公冶长》:“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朱熹注解说:“赋,兵也,古者以田赋出兵,故谓兵为赋,《春秋传》所谓‘悉索敝赋’是也。”[5]又,《周礼·地官·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贡赋。”郑玄注解说:“贡谓九谷山泽之材也,赋谓出车徒给繇役也。”[6]胡适所论就是据这一句。其实,我们留心一下“赋”字的组成——一个“贝”加一个“武”——即略知它的原意。贝壳在文明早期曾用作货币,以“贝”为偏旁的字一般都与财物有关,故而“贝”、“武”为伍,无非是以财助武。由此可见,赋最初产生时,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国家乃利益共同体,它向人民提供保护,人民也须一齐出力使国家拥有这种能力。怎样出力呢?一是物力,如粮食、车辆、工具、布帛等各种物资(货币发达后,也包括金钱);一是人力,包括服兵役或被征为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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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要以田地的多少来分配和计算所承担赋的大小,所以也称“田赋”,此即胡适所谓“赋是地力所出”。但春秋以前,土地还不曾私有化,土地是以“分茅列土”的方式,封赏给诸侯领主。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统属于王者,封国之君只是领有其地,但后者负责组织耕种并享受部分利益。这当中,涉及到古代田制问题,例如“井田”是否存在,由于文献不足,历来争论无定,我们在此不便也不须具体介入。不过应能肯定,在古代土地所有权方面,不是后来的个人私有性质,而是所谓“公田”(“公”在这里,不宜等同或套用现今之“全民所有”概念),其法定拥有者是王室,王室则将土地世袭领属权授予诸侯领主。根据古籍,“公田”产生的赋,为十取其一。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说:“公田之法,十取其一。”[7]孔颖达疏引赵岐注曰:“民耕五十亩而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彻取十亩以为赋。”[8]不过,这十取其一之赋,是尽归王室,还是诸侯领主亦从中分一杯羹,不得而知。鲁哀公曾对孔子学生有若说:“二,吾犹不足。”田赋从十取其一提高到十取其二,他仍觉不够用。对此有若做出了那个有名的回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9]从这番问答,似乎田赋并不通通归于王室,诸侯领主也部分据为己有,也许这是春秋时期王室开始衰微以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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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古代由“公田”产生的赋,不是劳动者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关系,而是诸侯领主作为“王土”领属者向国家(王室)履行的义务。借《诗经·小雅·北山之什》中《北山》一诗,我们粗粗知道一点具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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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盬:止息,停歇),忧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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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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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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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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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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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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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诸侯领主治下某小吏口吻写成,他终年忙碌、筋疲力尽,以应“王事”,而感叹着“王事靡盬”。头一句所提到的枸杞,便是王室贡赋的内容之一。他还抱怨,虽然“莫非王臣”,但“大夫”(高级官员)却置身事外,“燕燕居息”、“息偃在床”、“不知叫号”,贡赋压力都在“我”这种小吏身上。既然小吏都为此“尽瘁事国”、“惨惨劬劳”,则从事实际生产的劳动者,负担更可想而知;对于他们,作者以“叫号”(呼叫号哭)给予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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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而不税”的情形,是随王权的兴衰而改变的。孔子于《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记道:“初税亩。”[11]不多不少,只有这三个字,然而,“微言大义”。这三个字,标志中国历史一大变故,千百年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税”字,就此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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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替孔子这貌似不动声色的三个字,作了是非明确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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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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