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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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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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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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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诸侯领主治下某小吏口吻写成，他终年忙碌、筋疲力尽，以应“王事”，而感叹着“王事靡盬”。头一句所提到的枸杞，便是王室贡赋的内容之一。他还抱怨，虽然“莫非王臣”，但“大夫”（高级官员）却置身事外，“燕燕居息”、“息偃在床”、“不知叫号”，贡赋压力都在“我”这种小吏身上。既然小吏都为此“尽瘁事国”、“惨惨劬劳”，则从事实际生产的劳动者，负担更可想而知；对于他们，作者以“叫号”（呼叫号哭）给予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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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而不税”的情形，是随王权的兴衰而改变的。孔子于《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记道：“初税亩。”[11]不多不少，只有这三个字，然而，“微言大义”。这三个字，标志中国历史一大变故，千百年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税”字，就此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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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替孔子这貌似不动声色的三个字，作了是非明确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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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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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句话，我们援引一下胡适的看法。他说：“藉字训借，借民力耕田，公家分其所收，故叫做藉。”又说：“藉即是赋”。[13]也就是说，左丘明指出，初税亩是不讲“礼”、违反古制的，自古民力所出只有十取其一的赋，如今却超出于此再收一份，这是与民争财、夺财于民。他的用心极好，不过初税亩的提出，却并不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其背后，是私田的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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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排除一种误会，以为私田是刚出现的全新事物。《诗经》中，有一篇据信为西周时的《大田》这样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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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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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那个“私”，便指的是与公田相对的私田。诗人祈祷，下雨的时候，公田旁边的私田也能沾上光；还说，公田收成不佳，自家私田也好不了，公田如果丰收，自家私田也能盈盈有余，颇写出那时私田的弱小，以及拥有者惴惴不安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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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田与私田的关系和格局，《孟子》有段著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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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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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遭到胡适强烈质疑，认为是孟子杜撰的。这怀疑有一定道理，毕竟除了孟子的描绘，再无旁证。所谓中间一百亩公田、四周有八百亩私田围绕之，这图景也太过规正，不近自然，倒很像人脑刻意的想象。不过，孟子可能想象了一幅井田的图画，而公田、私田并存这一点却未必出于他的想象，至少《大田》一诗证明私田是存在的。而且作为合理推论，古代地广人稀，总会有新开垦的土地，统治也远没严密到后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假如新的耕地开垦以后并未都纳入“公家”账面，有些被悄悄隐瞒下来，完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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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私田开发愈来愈多，慢慢地，普天之下就不一定“莫非王土”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迹象，同时与此相伴的，显然还有生产工具的改进与技术的进化。实际上，私田力量渐渐能与公田相颉颃，是财富结构偏离王权中心的开端，势必触发制度上的嬗替。大量逸于王权治外甚至不为其所知的私田，在诸侯领主眼皮子底下涌现着，等发展到相当规模，很难不引起垂涎，令他们打起从中抽利的算盘。对诸侯领主来说，最大诱惑在于私田不在“贡赋”之内，抽取之利不必归诸王室，而可尽入自家囊中。这就是为什么从私田所抽之利，要重新立一个名目，不称“赋”而称“税”——赋乃“王事”，税却是诸侯所为。孔颖达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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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孟子对滕文公云：“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郑玄《周礼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国亦异外内之法”。则郑玄以为诸侯郊外、郊内其法不同。郊内，十一使自赋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为二十而税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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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到“国中”、“野”，“郊内”、“郊外”，应该分别对应着编造在册、封国领地既定的公田，以及新开垦且未计入“王土”亩数的私田。公田旧赋十取其一，照收不变；而从“郊外”私田这部分，“九而助一”，另收一份由邦国笑纳——两者相加，“是为二十而税二”。就是说，现在诸侯领主和王室一样，也有一份单独的收入。可以预见，由于私田发展前景远超公田（前者蕃衍不息，后者却保持不变），诸侯领主及其社会基础土地私有者的财富、权力，必将盖过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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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归纳一下，“赋”是王权中心或古代“公”有制的产物，“税”则是王纲解纽并向私有制时代过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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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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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用了一点篇幅，将赋、税在古代的由来及演变略事说明。之后历朝各代，有其不同的赋税制度，且随生产经营的扩展增加了课税的品种，如盐税、茶税、酒税、矿税等。不管如何变来变去，有个基本规律不变；即每当新朝初建，赋税一般或有蠲免或有减轻，与民休息；然而好景不长，贪欲总是难耐，而政治也历来不免日益溷淆的趋势，所以过不了多久，故态复萌，重新回到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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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说，作为随国家而生的事物，赋税作为国家收入原本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在冥顽恶戾的权力体系下，所谓必要性最终都会被利用来巧夺豪取，而原本的合理性则不能剩下一星半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田制》篇中说：“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17]，他惊讶于历史总是维持着人民处境每况愈下的奇怪趋势，而没有相反的迹象。他指出，症结即在赋税：“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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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赋税之重如何不堪，他很快联系了明朝现实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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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指五代十国之吴越钱氏王朝）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亦未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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