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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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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用了一点篇幅，将赋、税在古代的由来及演变略事说明。之后历朝各代，有其不同的赋税制度，且随生产经营的扩展增加了课税的品种，如盐税、茶税、酒税、矿税等。不管如何变来变去，有个基本规律不变；即每当新朝初建，赋税一般或有蠲免或有减轻，与民休息；然而好景不长，贪欲总是难耐，而政治也历来不免日益溷淆的趋势，所以过不了多久，故态复萌，重新回到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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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说，作为随国家而生的事物，赋税作为国家收入原本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在冥顽恶戾的权力体系下，所谓必要性最终都会被利用来巧夺豪取，而原本的合理性则不能剩下一星半点。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田制》篇中说：“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17]，他惊讶于历史总是维持着人民处境每况愈下的奇怪趋势，而没有相反的迹象。他指出，症结即在赋税：“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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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赋税之重如何不堪，他很快联系了明朝现实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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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指五代十国之吴越钱氏王朝）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明亦未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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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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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而重赋随之亦至，不断升级。以至于明代，每亩一年所获粮食不过一石，而承担的赋税，从三斗至七斗不等，再算上其他“法外”侵夺，最终可达“尽输于官，然且不足”的地步。连国中最富庶地区都被压得不能喘息，贫苦之地人民景况更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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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记得，初税亩之前的田赋，比例为十分之一，眼下却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乃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黄宗羲提到，汉代文景二帝“三十而税一”，是比较好的时期；光武帝“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税一”。三十则税一，税率相当于3%多一点。他认为这比较合理，主张回到那种样子，并驳斥担心“三十而税一”可能不够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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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三十而税一，国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内，天子食之，其收之诸侯之贡者，不能十之一。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无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忧之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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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根本不是够不够用的问题，而是欲壑难填，但凡贪婪便永远没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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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三十而税一”，愿望甚好，却实在只是空想。简单拿古今作对比，这思路本身有问题。且不说社会经济水平与结构已有很大差异，即从制度和权力机器的发展变化论，十七世纪前后较诸纪元之初，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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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一个细节：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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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锦衣卫起初为皇家私人卫队或中央警卫部队，后扩大职权，向秘密警察组织过渡。它由朱元璋创建，却又于洪武六年由他亲手解散，“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径法曹（还权于国家正式司法机构）。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典狱。”[21]“靖难”后，成祖朱棣为加强侦伺箝制，重新起用了这组织，此后终明之世不再废弃，反而大为膨胀。朱元璋时代，锦衣卫人数不曾逾于二千，到世宗嘉靖皇帝，却达六万以上，翻了三十倍。这数字，我们是从《明史》两条记载分析而来。世宗本纪：十六年三月，“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22]刑法三：“世宗立，革锦衣传奉官十六（十分之六），汰旗校十五（十分之五）。”[23]既然革去的三万余人为总数之一半，则未革之前锦衣卫规模应为六万人以上。然而，这六万余人仅是其正式在编人员，即所谓“旗校”，此外锦衣卫还豢养了眼线、打手等众多临时雇佣人员。王世贞（他就生活在嘉靖年间）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仰度支者（靠锦衣卫开销维持生活者）凡十五六万人”。[24]十五六万人好像也不算很多，殊不知，根据《明史》食货志，当时中国总人口从洪武至万历一直徘徊于五六千万之间。[25]以五六千万人口，而有十五六万锦衣卫，若按比例换算（其间人口增长约二十倍），相当于现在中国十三亿人口，要供应一支三百多万人的秘密警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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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制度成本。从秦汉到明代，极权体制生长了小二千年，越来越严密，也越来越臃肿。锦衣卫这地道的皇家鹰犬，用途只是为帝王看家护院，只是令“贤智箝口，小人鼓舌”，然而所耗费用，一分一厘均来自它所荼毒的人民。算算这一类账，就明白何以“天下之赋日增”，以及古代何以什一即够，现在涨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或更多，仍大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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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黄宗羲回到古代的愿望极好，可能性却为零。而且以我们现代人看，问题远远不是退回古代、用时间减法方式所能解决。问题不出在时间上，出在制度上。时间只是使制度的弊病益发放大了而已，而弊病早已内在于制度当中。旧时代中国的批判者们，一旦对现实不满，每每想回到古代，原因是他们看不到事情的根源。对此暂点到为止，留待后面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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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赋税如何被消耗，还可去了解另一个群体：宗藩。明立国后，就皇室子孙爵位制度做出规定，大的种类有四：亲王、郡王、将军和中尉。具体是，皇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年满十岁封郡王（亲王长子为世子，将来袭亲王爵，不在此列）。郡王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26]这是一个庞大群体，连清朝官方所修《明史》都感到不能完全统计，而以“二百余年之间，宗姓实繁，贤愚杂出”一语了之。我们所见着的一个确切数字，出现在《穆宗实录》。隆庆五年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禄、杨家相以及礼科给事中张国彦奏“于今日当宗支极茂之时，则竭天下之力而难给”。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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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共两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国初殆数百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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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支一年消耗的禄粮，超过了输往京师总量的一倍。该数字中包含如下细节：一、这是截止于隆庆年的统计（之后明朝还有七八十年历史），至此，明室宗支从区区四十九人，成长为近三万人的“大部队”；二、皇家女性后代并未计于其内；三、仅为“玉牒”登记在册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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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近三万之众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等，是怎样从国家财年中拿走八百七十万石的（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亲王禄赐考、各府禄米、诸王公主岁供之数”，有具体的数目。例如就藩于开封的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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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府：周王岁支本色禄米二万石，袭封（第二代）岁支本色禄米一万二千石，郡王初封岁支禄米二千石，袭封一千石，俱米钞中半（半给粮食半折钱币）。兼支：镇国将军岁支禄米一千石，辅国将军岁支禄米八百石，奉国将军岁支禄米六百石，镇国中尉岁支禄米四百石，俱米钞中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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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这一脉所得是比较多的，其他亲王基本为每年一万石，低者可至一千石，以下郡王、将军、中尉等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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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云：“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换言之，如分摊到人头上，中国民众赋税负担极轻。我们用具体的史料来展示这一点。《明史》食货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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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二百五十余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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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嘉靖初岁入为小麦四百七十万石或稍差，米二千二百万石稍多，按每石米合零点五八四两、每石小麦为米价百分之八十折以银价[30]，全部约合银一千五百万两。当然，这仅为税收大头粮食的数额，加上其他经济作物和工商收入，估计与黄仁宇所说万历初的二千余万两差不多。而人口数量，万历初年全国六千万出头，四十年前的嘉靖初年只少不多，我们也按六千万计算；这样，摊到每个人头上赋税所出仅约零点三三两。而十七世纪末英国人均纳税四两，较中国多十倍而有余。这样看来，十六世纪初的中国人，比之于十七世纪末的英国人，日子岂不太过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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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的账算得有点糊涂，或者太书呆子。我们再看一些数字：洪武二十六年（1393），“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31]，到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32]，减少一半有余。什么原因呢？土地当然不会不翼而飞。“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於王府，则欺隐於猾民。’”[33]原来是被宗藩或豪强吞并，而关键在于，吞并者将田产据为己有，却并不将赋税额度带走。造成国家能收得上税的田亩“已减强半”，比国初少一半还多。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34]亦即屯田这部分，税收损失极大，弘治年间已不及国初的十分之一。民田减少一半，屯田几乎收不上税，按理说国家财政至少也比国初下降一半以上才对，但前面所引《明史》食货志数据显示，嘉靖年间较洪武年间出入很小。这意味着什么呢？必然地，亏空部分有人顶上。能是何人？只有小民百姓。小民百姓田地被人夺走，朝廷不管不问，赋税却一分也不少要，此之谓“虚粮”。嘉靖二年，“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35]下了死命令，官员必须足额完成税收任务，方可升迁。官员于是盯牢里甲，里甲则盯牢小民，已然无田却仍须纳粮的小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明后期，离乡逋赋之民极多。人消失了，赋税却不消失，逃走者其税粮又被转嫁，由他人他户包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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