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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批判“文革”和“四人帮”时，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套用此语，则崇祯自缢时，明朝国民经济不是到了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三月十九日，不过是帝国从政治上崩溃的日期，而在经济或财政上，它早已崩溃。关于明朝之亡，我们需要更多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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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后却有出人意表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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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闯攻入北京后，一度军容颇整，旋即失去耐性，开始大肆“拷比”，勒逼官绅贵戚交出钱财。其间，毒刑用尽，惨不待言，种种情形在《甲申纪事》《北归记》《甲申核真略》《甲申传信录》《定思小纪》《遇变纪略》《李闯小史》《甲申朝事小纪》《明季北略》《流寇长编》《崇祯长编》《爝火录》《丹午笔记》等众多由亲历者或后人编撰史料中，述说极详，可备披览，我们于兹不事渲染，而仅欲指出：这一后续故事的发生，势所必然；农民革命本即起于寒馁，以劫富济贫为理想，一旦成功，必偿夙愿，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明季北略》说，面对军纪弛乱，李自成曾试加制止，而军卒一片哗然，说：“皇帝让汝做，金银妇女不让我辈耶？”[72]在他们而言，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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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军头号大将刘宗敏，一马当先，堪称表率。进城后，日夜以弄钱、搞女人为能事。赵士锦因被刘宗敏扣押在府，得以亲眼目击：“每日金银酒器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73]四月七日，李自成到刘邸议事，见其三进院落之中几百人在受刑（“追赃”），有的已经奄奄一息，因“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宋献策）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74]“唯唯”者，口头答应而已，刘宗敏自不会停止“追赃”，李自成实际也无力约束之。但刘宗敏却有一条好处，即数目一次要够，干脆利落，不再啰嗦；别的人，要了一次，还有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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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敏处者，每人派过数目不增。在李大亮处者，所派虽少，纳完又增。[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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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部门官员，索要亦有差，而原因也很是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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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予队长姚奇英为予言，兵部官大可痛恨，我辈遣人来买明朝武官做，必要几千金。故今兵部官追饷独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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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孙贻提到一份按级别的追款数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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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勒派各官，毋论用否（不论是否现职），限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掌印七万，科道五万，吏部二万，翰林一万，部曹数千，勋戚无限数，人财并没。[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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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最低限度，实则不以此为限。彭孙贻还说，总共有八百名官员遭拷比：“缚文武勋戚、大僚津要八百员，送权将军刘宗敏拷讯，五人一锁，二贼露刃押之”[78]；到四月初八（乙丑），仅刘宗敏一人便“拷索银一千万两”，而全部加起来为七千万两，其来源，“大约侯家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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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出人意表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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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周奎，亦即一个月前崇祯发起捐款时，抠抠搜搜只肯掏一万两的那位老国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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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制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饷。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曰：“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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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陈演，亦即被崇祯从狱中放出，希其以捐款赎罪，却坚称自己“清苦”、最后一毛未拔的前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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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陈演，每自称廉相，刘宗敏收拷演，夹足者再，征其黄金三百六十两，或曰勒银三万两，金三千两，珠三斗，更于平则门外土庵中，发其所瘗白金一万两。[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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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运动中仅捐五百以示廉洁的现首辅魏藻德，这次也神奇地交出一万三千两。退休大太监王之心，人传“家贮见银三十万”，崇祯劝捐，他以“连年家计消乏”，献银一万。等闯军用刑追要，却交出十五万两现银附带诸多珍玩。闯军“以为未合见银三十万之数，夹之至死”，如此看来，现银三十万的传闻，倒确实有些“冤枉”他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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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闯军从贵族、大僚、太监和富人嘴里，抠出了七千万两白银！而不久前，在崇祯皇帝紧急动员下，众官戚以挥泪如雨、砸锅卖铁状，仅捐二十万两。两者相差，逾三百五十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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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迅速“腐蚀”了起自寒馁的农民军。他们何曾见过如此的金山银山，“革命斗志”霎时销磨一空。与吴三桂、满清联军大战一片石的前一周，大顺政权的领袖们全身心扑在骤然所获之巨大财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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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镕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马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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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明季北略》亦有记，惟日期稍后，为四月十六日，金银熔铸形式则为“大砖”而非“饼”。[84]十天后，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当夜启程西去，“大驱马骡三千、橐驼一千载辎重归陕，以伪将军罗戴恩将亲信万骑监之而西”[85]，蔚为壮观。而《丹午笔记》有更生动的情景：“闯贼之焚宫西走也，百万之众，各有所携，仓皇奔走则弃之，狼藉满途……大半委弃山西，后有得此致富者。”[86]俗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金钱一关“英雄”们历来也不好过。眼看叱咤风云的起义大军，被阿堵之物弄得狼狈如此，只能悯而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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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闯军满盆满钵、车载驼驮、逶迤而去的长龙般背影，笔者眼前不禁再度浮现赵士锦笔下一贫如洗的国库。刹那间，越过国家破产、破落的景象，我们重新看到它“富强”的一面。七千万两，闯军一个月在京追款所得，居然达到明朝年财政收入总和三倍有余！它们来自一个大约一千人的群体（以“缚文武勋戚、大僚津要八百员，送权将军刘宗敏拷讯”加以估算）。可惜彼时没有“全球富豪排行榜”，否则，以明帝国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地位，这千把人中当不乏十七世纪“全球富豪榜”的前？？强乃至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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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我们得修正一下明朝业已一贫如洗的说法——它仍是当世最富之国度。只不过，富得不是地方，泰半财富都跑到一小撮人腰包里去了。这些人，只及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几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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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这样的账，好处显而易见，许多事情都一目了然，不必钩玄摘秘、多费唇舌。数字是枯燥的，却也是简明、直观的，不会跟我们兜圈子、玩弄辞藻、搞形而上学。把一组组数字排列开，严肃、客观的事实就在其中。人类也是渐渐明白数字的重要性。诚实、透明且管理有序的社会及其制度，有很严格的数字意识，不仅尊重它，而且借重它实行管理。相反，也有对数字抱玩忽态度的，指标张口就来，比如“七年赶英，十年超美”之类，后果自然无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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