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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孙贻提到一份按级别的追款数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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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勒派各官,毋论用否(不论是否现职),限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掌印七万,科道五万,吏部二万,翰林一万,部曹数千,勋戚无限数,人财并没。[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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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最低限度,实则不以此为限。彭孙贻还说,总共有八百名官员遭拷比:“缚文武勋戚、大僚津要八百员,送权将军刘宗敏拷讯,五人一锁,二贼露刃押之”[78];到四月初八(乙丑),仅刘宗敏一人便“拷索银一千万两”,而全部加起来为七千万两,其来源,“大约侯家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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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出人意表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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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周奎,亦即一个月前崇祯发起捐款时,抠抠搜搜只肯掏一万两的那位老国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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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制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饷。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曰:“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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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陈演,亦即被崇祯从狱中放出,希其以捐款赎罪,却坚称自己“清苦”、最后一毛未拔的前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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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陈演,每自称廉相,刘宗敏收拷演,夹足者再,征其黄金三百六十两,或曰勒银三万两,金三千两,珠三斗,更于平则门外土庵中,发其所瘗白金一万两。[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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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运动中仅捐五百以示廉洁的现首辅魏藻德,这次也神奇地交出一万三千两。退休大太监王之心,人传“家贮见银三十万”,崇祯劝捐,他以“连年家计消乏”,献银一万。等闯军用刑追要,却交出十五万两现银附带诸多珍玩。闯军“以为未合见银三十万之数,夹之至死”,如此看来,现银三十万的传闻,倒确实有些“冤枉”他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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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闯军从贵族、大僚、太监和富人嘴里,抠出了七千万两白银!而不久前,在崇祯皇帝紧急动员下,众官戚以挥泪如雨、砸锅卖铁状,仅捐二十万两。两者相差,逾三百五十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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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迅速“腐蚀”了起自寒馁的农民军。他们何曾见过如此的金山银山,“革命斗志”霎时销磨一空。与吴三桂、满清联军大战一片石的前一周,大顺政权的领袖们全身心扑在骤然所获之巨大财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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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镕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马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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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明季北略》亦有记,惟日期稍后,为四月十六日,金银熔铸形式则为“大砖”而非“饼”。[84]十天后,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当夜启程西去,“大驱马骡三千、橐驼一千载辎重归陕,以伪将军罗戴恩将亲信万骑监之而西”[85],蔚为壮观。而《丹午笔记》有更生动的情景:“闯贼之焚宫西走也,百万之众,各有所携,仓皇奔走则弃之,狼藉满途……大半委弃山西,后有得此致富者。”[86]俗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金钱一关“英雄”们历来也不好过。眼看叱咤风云的起义大军,被阿堵之物弄得狼狈如此,只能悯而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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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闯军满盆满钵、车载驼驮、逶迤而去的长龙般背影,笔者眼前不禁再度浮现赵士锦笔下一贫如洗的国库。刹那间,越过国家破产、破落的景象,我们重新看到它“富强”的一面。七千万两,闯军一个月在京追款所得,居然达到明朝年财政收入总和三倍有余!它们来自一个大约一千人的群体(以“缚文武勋戚、大僚津要八百员,送权将军刘宗敏拷讯”加以估算)。可惜彼时没有“全球富豪排行榜”,否则,以明帝国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地位,这千把人中当不乏十七世纪“全球富豪榜”的前??强乃至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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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我们得修正一下明朝业已一贫如洗的说法——它仍是当世最富之国度。只不过,富得不是地方,泰半财富都跑到一小撮人腰包里去了。这些人,只及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几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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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这样的账,好处显而易见,许多事情都一目了然,不必钩玄摘秘、多费唇舌。数字是枯燥的,却也是简明、直观的,不会跟我们兜圈子、玩弄辞藻、搞形而上学。把一组组数字排列开,严肃、客观的事实就在其中。人类也是渐渐明白数字的重要性。诚实、透明且管理有序的社会及其制度,有很严格的数字意识,不仅尊重它,而且借重它实行管理。相反,也有对数字抱玩忽态度的,指标张口就来,比如“七年赶英,十年超美”之类,后果自然无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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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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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明代历史舞台从北京移到南京;此刻,我们的写作难度加大了。在古代,官史中各种统计数字不难寻找,所以直到崇祯为止,无论在《明史》《明实录》(包括其中的未完成本《崇祯长编》)中,可征引、利用的材料还算丰富。官史以外,当时私家治史,也不乏讲求实证的力作,例如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和沈榜的《宛署杂记》。逮至弘光间及弘光后,虽然感激于时代,民间写史涌起高潮,各种亲历记、回忆录和评传目不暇给,以致在我看来构成了中国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写作一次罕见爆发。然而,欲从中求取当时财经方面的线索,常常空手而回。这或系私史的一个先天不足,毕竟不能占有官方的各种确切数据。另外,这段历史在清朝早中期的敏感性,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材料的流失。不过,也不是没有主观上的原因,比如过于看重别的东西。同样是讲述弘光史事,李清《三垣笔记》就难得地有几段财政方面的细说,显出眼光不同。全祖望给此书写跋道:“当时多气节之士,虽于清议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祸,使皆如映碧先生者,党祸可消矣。”[87]这是从党祸角度看,恐怕跳出气节、清议还有另一功效,亦即着眼点更易放在实务上,故而当大家都不甚关心数字时,李清却能够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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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三垣笔记》,也没有连贯地关注和勾勒弘光朝的财经脉络,在这方面,我感觉具有一种完整性的,是李天根所著《爝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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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成稿较晚,在清朝乾隆年间。作者藉藉无名,连生平亦不甚详,平生除了这部《爝火录》,不曾留下别的。但他对此书却颇为自负,说:“欲知弘光、永历事者,观此足矣!”所以这么自信,是由于编写完全抱着实证的态度,穷稽究核,以致敢于宣称“无一字出之于己”。点校者做了统计,该书“引用史籍一百一十七种,各省通志、府、县志十七种,文集、年谱二十种”。当中,多稀见亡佚史料,“缪荃孙在当时便已经指出,有不少均为‘不可见之书’。时至今日,散失的自然就更多了。我们根据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增订本作了统计,其中为谢氏列为‘未见诸书’的有十四种,为谢氏未著录的有四十种,两者共计五十四种。这就是说,《爝火录》所引用的书,有半数以上在今天已难于见到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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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个人体验,读《幸存录》《甲乙事案》《弘光实录钞》《青燐屑》等,难免跟随作者扼腕悲愤,虽然这也是那段历史的一种内在情绪。读《爝火录》,情绪化反应几乎没有,因为作者很注重出示材料和数据,大臣们在讨论什么、朝廷做出了什么决定、涉及什么问题、包含什么具体内容和背景……比较一下从两种书得来的印象,我发现前者所带来的淆乱和歧义,都被后者简化。关于弘光朝何以短短一年即告垮台,只须平静面对所有的数据,也就不再为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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