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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孙贻提到一份按级别的追款数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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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勒派各官，毋论用否（不论是否现职），限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掌印七万，科道五万，吏部二万，翰林一万，部曹数千，勋戚无限数，人财并没。[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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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最低限度，实则不以此为限。彭孙贻还说，总共有八百名官员遭拷比：“缚文武勋戚、大僚津要八百员，送权将军刘宗敏拷讯，五人一锁，二贼露刃押之”[78]；到四月初八（乙丑），仅刘宗敏一人便“拷索银一千万两”，而全部加起来为七千万两，其来源，“大约侯家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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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出人意表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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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周奎，亦即一个月前崇祯发起捐款时，抠抠搜搜只肯掏一万两的那位老国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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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制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饷。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曰：“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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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陈演，亦即被崇祯从狱中放出，希其以捐款赎罪，却坚称自己“清苦”、最后一毛未拔的前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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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陈演，每自称廉相，刘宗敏收拷演，夹足者再，征其黄金三百六十两，或曰勒银三万两，金三千两，珠三斗，更于平则门外土庵中，发其所瘗白金一万两。[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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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运动中仅捐五百以示廉洁的现首辅魏藻德，这次也神奇地交出一万三千两。退休大太监王之心，人传“家贮见银三十万”，崇祯劝捐，他以“连年家计消乏”，献银一万。等闯军用刑追要，却交出十五万两现银附带诸多珍玩。闯军“以为未合见银三十万之数，夹之至死”，如此看来，现银三十万的传闻，倒确实有些“冤枉”他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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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闯军从贵族、大僚、太监和富人嘴里，抠出了七千万两白银！而不久前，在崇祯皇帝紧急动员下，众官戚以挥泪如雨、砸锅卖铁状，仅捐二十万两。两者相差，逾三百五十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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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迅速“腐蚀”了起自寒馁的农民军。他们何曾见过如此的金山银山，“革命斗志”霎时销磨一空。与吴三桂、满清联军大战一片石的前一周，大顺政权的领袖们全身心扑在骤然所获之巨大财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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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四月十一日），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镕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括骡马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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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明季北略》亦有记，惟日期稍后，为四月十六日，金银熔铸形式则为“大砖”而非“饼”。[84]十天后，李自成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当夜启程西去，“大驱马骡三千、橐驼一千载辎重归陕，以伪将军罗戴恩将亲信万骑监之而西”[85]，蔚为壮观。而《丹午笔记》有更生动的情景：“闯贼之焚宫西走也，百万之众，各有所携，仓皇奔走则弃之，狼藉满途……大半委弃山西，后有得此致富者。”[86]俗云“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金钱一关“英雄”们历来也不好过。眼看叱咤风云的起义大军，被阿堵之物弄得狼狈如此，只能悯而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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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闯军满盆满钵、车载驼驮、逶迤而去的长龙般背影，笔者眼前不禁再度浮现赵士锦笔下一贫如洗的国库。刹那间，越过国家破产、破落的景象，我们重新看到它“富强”的一面。七千万两，闯军一个月在京追款所得，居然达到明朝年财政收入总和三倍有余！它们来自一个大约一千人的群体（以“缚文武勋戚、大僚津要八百员，送权将军刘宗敏拷讯”加以估算）。可惜彼时没有“全球富豪排行榜”，否则，以明帝国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地位，这千把人中当不乏十七世纪“全球富豪榜”的前？？强乃至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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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我们得修正一下明朝业已一贫如洗的说法——它仍是当世最富之国度。只不过，富得不是地方，泰半财富都跑到一小撮人腰包里去了。这些人，只及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几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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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这样的账，好处显而易见，许多事情都一目了然，不必钩玄摘秘、多费唇舌。数字是枯燥的，却也是简明、直观的，不会跟我们兜圈子、玩弄辞藻、搞形而上学。把一组组数字排列开，严肃、客观的事实就在其中。人类也是渐渐明白数字的重要性。诚实、透明且管理有序的社会及其制度，有很严格的数字意识，不仅尊重它，而且借重它实行管理。相反，也有对数字抱玩忽态度的，指标张口就来，比如“七年赶英，十年超美”之类，后果自然无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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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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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明代历史舞台从北京移到南京；此刻，我们的写作难度加大了。在古代，官史中各种统计数字不难寻找，所以直到崇祯为止，无论在《明史》《明实录》（包括其中的未完成本《崇祯长编》）中，可征引、利用的材料还算丰富。官史以外，当时私家治史，也不乏讲求实证的力作，例如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和沈榜的《宛署杂记》。逮至弘光间及弘光后，虽然感激于时代，民间写史涌起高潮，各种亲历记、回忆录和评传目不暇给，以致在我看来构成了中国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写作一次罕见爆发。然而，欲从中求取当时财经方面的线索，常常空手而回。这或系私史的一个先天不足，毕竟不能占有官方的各种确切数据。另外，这段历史在清朝早中期的敏感性，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材料的流失。不过，也不是没有主观上的原因，比如过于看重别的东西。同样是讲述弘光史事，李清《三垣笔记》就难得地有几段财政方面的细说，显出眼光不同。全祖望给此书写跋道：“当时多气节之士，虽于清议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祸，使皆如映碧先生者，党祸可消矣。”[87]这是从党祸角度看，恐怕跳出气节、清议还有另一功效，亦即着眼点更易放在实务上，故而当大家都不甚关心数字时，李清却能够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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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三垣笔记》，也没有连贯地关注和勾勒弘光朝的财经脉络，在这方面，我感觉具有一种完整性的，是李天根所著《爝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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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成稿较晚，在清朝乾隆年间。作者藉藉无名，连生平亦不甚详，平生除了这部《爝火录》，不曾留下别的。但他对此书却颇为自负，说：“欲知弘光、永历事者，观此足矣！”所以这么自信，是由于编写完全抱着实证的态度，穷稽究核，以致敢于宣称“无一字出之于己”。点校者做了统计，该书“引用史籍一百一十七种，各省通志、府、县志十七种，文集、年谱二十种”。当中，多稀见亡佚史料，“缪荃孙在当时便已经指出，有不少均为‘不可见之书’。时至今日，散失的自然就更多了。我们根据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增订本作了统计，其中为谢氏列为‘未见诸书’的有十四种，为谢氏未著录的有四十种，两者共计五十四种。这就是说，《爝火录》所引用的书，有半数以上在今天已难于见到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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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个人体验，读《幸存录》《甲乙事案》《弘光实录钞》《青燐屑》等，难免跟随作者扼腕悲愤，虽然这也是那段历史的一种内在情绪。读《爝火录》，情绪化反应几乎没有，因为作者很注重出示材料和数据，大臣们在讨论什么、朝廷做出了什么决定、涉及什么问题、包含什么具体内容和背景……比较一下从两种书得来的印象，我发现前者所带来的淆乱和歧义，都被后者简化。关于弘光朝何以短短一年即告垮台，只须平静面对所有的数据，也就不再为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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