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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这样的账，好处显而易见，许多事情都一目了然，不必钩玄摘秘、多费唇舌。数字是枯燥的，却也是简明、直观的，不会跟我们兜圈子、玩弄辞藻、搞形而上学。把一组组数字排列开，严肃、客观的事实就在其中。人类也是渐渐明白数字的重要性。诚实、透明且管理有序的社会及其制度，有很严格的数字意识，不仅尊重它，而且借重它实行管理。相反，也有对数字抱玩忽态度的，指标张口就来，比如“七年赶英，十年超美”之类，后果自然无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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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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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明代历史舞台从北京移到南京；此刻，我们的写作难度加大了。在古代，官史中各种统计数字不难寻找，所以直到崇祯为止，无论在《明史》《明实录》（包括其中的未完成本《崇祯长编》）中，可征引、利用的材料还算丰富。官史以外，当时私家治史，也不乏讲求实证的力作，例如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和沈榜的《宛署杂记》。逮至弘光间及弘光后，虽然感激于时代，民间写史涌起高潮，各种亲历记、回忆录和评传目不暇给，以致在我看来构成了中国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写作一次罕见爆发。然而，欲从中求取当时财经方面的线索，常常空手而回。这或系私史的一个先天不足，毕竟不能占有官方的各种确切数据。另外，这段历史在清朝早中期的敏感性，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材料的流失。不过，也不是没有主观上的原因，比如过于看重别的东西。同样是讲述弘光史事，李清《三垣笔记》就难得地有几段财政方面的细说，显出眼光不同。全祖望给此书写跋道：“当时多气节之士，虽于清议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祸，使皆如映碧先生者，党祸可消矣。”[87]这是从党祸角度看，恐怕跳出气节、清议还有另一功效，亦即着眼点更易放在实务上，故而当大家都不甚关心数字时，李清却能够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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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三垣笔记》，也没有连贯地关注和勾勒弘光朝的财经脉络，在这方面，我感觉具有一种完整性的，是李天根所著《爝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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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书成稿较晚，在清朝乾隆年间。作者藉藉无名，连生平亦不甚详，平生除了这部《爝火录》，不曾留下别的。但他对此书却颇为自负，说：“欲知弘光、永历事者，观此足矣！”所以这么自信，是由于编写完全抱着实证的态度，穷稽究核，以致敢于宣称“无一字出之于己”。点校者做了统计，该书“引用史籍一百一十七种，各省通志、府、县志十七种，文集、年谱二十种”。当中，多稀见亡佚史料，“缪荃孙在当时便已经指出，有不少均为‘不可见之书’。时至今日，散失的自然就更多了。我们根据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增订本作了统计，其中为谢氏列为‘未见诸书’的有十四种，为谢氏未著录的有四十种，两者共计五十四种。这就是说，《爝火录》所引用的书，有半数以上在今天已难于见到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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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个人体验，读《幸存录》《甲乙事案》《弘光实录钞》《青燐屑》等，难免跟随作者扼腕悲愤，虽然这也是那段历史的一种内在情绪。读《爝火录》，情绪化反应几乎没有，因为作者很注重出示材料和数据，大臣们在讨论什么、朝廷做出了什么决定、涉及什么问题、包含什么具体内容和背景……比较一下从两种书得来的印象，我发现前者所带来的淆乱和歧义，都被后者简化。关于弘光朝何以短短一年即告垮台，只须平静面对所有的数据，也就不再为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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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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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6月7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同时发布《监国谕》。这个文件，诸多史著如《弘光实录钞》《甲乙事案》《平寇志》《明季南略》，提都未提，《圣安皇帝本纪》《南渡录》《国榷》《南疆逸史》《小腆纪年附考》等，虽提及，却极简。唯一备其全文（或至少接近于全文）者，即《爝火录》。由于诸家的淡漠，我原以为那不过官样文章，但从《爝火录》细读原文才知并非如此，其实是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包含许多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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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即位诏书之类，确乎都是官样文章，其话语多半不必认真对待。但此番有所不同。这次，是明朝遭受重创、大行皇帝死于非命、国势近于瓦解之际，仓猝间扶立新君、为此而发布的文告。它会如何谈论、认识和总结所发生的一切呢？这是我们颇为好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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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监国谕》第一条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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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因寇猖獗，急欲荡平，因而加派繁兴，政多苟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则已困穷。今寇未平，军兴正棘，尽行蠲派，实所不能，姑先将新加练饷及十二年以后一切杂派，尽行蠲免，其余新旧两饷及十二年以前各项额征，暂且仍旧，俟寇平之日，再行减却。贪官猾胥朦胧混派，使朝廷嘉惠穷民之意不获下究，诏差官会同抚按官即行拿问，一面题知。如抚按官徇私容庇，并行重处。[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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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三点内容：一、承认多年以来加派过重，民力竭穷；二、宣布停征“三饷”中的练饷，及崇祯十二年以后其他杂派（练饷之征，即起于崇祯十二年），但此前两项饷额，即辽饷和剿饷暂时不能停收；三、承认历年除由国家明确规定的加派外，地方政府或“贪官猾胥”也有自作主张另行加派者，对此中央将派人会同地方官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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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从来是新君即位的一个“习惯动作”，我们不必信以为真。不过，将上面这段话从反面读，又自不同，它等于官方的一个自供状：多年来，国家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又坏在什么地方。关于“三饷”保留两饷，附带补充一个材料；《国榷》载：“又议赦书，史可法曰：‘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90]经过如此，但据《监国诏》，谈迁应该是将“辽饷”误写为了“练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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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数下来，《监国诏》欲“与民更始”的条款多达三十条。每一条，我都从反面看，作为明朝所以走到今天的自供状。本文先前涉及的明朝赋税，不论传统的、历来要收的，或是因为“有事”而额外加派的，有两个特点，即：一、都是大宗的，二、都是“合法”的（即由朝廷经过“合法”程序明文规定）。现在，经《监国诏》我们才获知，除此之外尚有许许多多以各种名义、由地方或权势者擅自收取的费用，这部分钱物也有两个特点，一、极其琐碎、分散，二、没有任何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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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二条中说，在漕粮运输环节，“官旗”（官员、旗校）“向有划会使用、酒席饭食、花红（赏金）等项，民间所费不赀”，这些巧立名目的报销入账内容，最后也都“混征”在漕粮之内而由百姓负担，是典型的借饱私囊、挥霍民脂现象，历年由此究竟贪蠹多少，无法统计。着令禁止，“有仍前混征者，官吏、弁旗并行拿究。”[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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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宣布，崇祯十四年以前“南北各项钱粮”，凡是百姓欠而未缴者，从此蠲免（已解在途者除外）。但特别强调，官吏不许将这一旨意向民众瞒而不宣，而继续“混征”；其次，已解在途的部分，不许官吏“通同侵盗”，亦即借朝廷蠲免之机将民已缴纳、已在运往国库的钱粮窃为己有。[92]从所强调的这两点，足可想象各地吏治之坏达于何种地步，诚所谓“硕鼠”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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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说：“江南、浙西之民，最苦白粮一项，合行改折一半。”[93]所谓“白粮”，是明代一种“特供品”，取自苏州、嘉兴等江南五府，以当地所产优质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经漕运输往京师，供应宫廷、宗人府（皇亲）或作为百官俸禄之用。转用我们当代语汇，就是“特权阶层”之专用物资。除悉数取自江南，它另有一特点，即“民收民解”，农民不单按期按量缴粮，还要自行组织运输；一句话：一条龙服务，负责到底。此项费用极其浩巨，史称“民一点粮解，未有不赔累、破家、流涕、殒命者”，“江南力役重大莫如粮解”。[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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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十库钱粮……不许私派扰民。”[95]需要注意的，是“私派”二字。既申禁止，就可知其存在；并且，不到相当程度，显然也无须上谕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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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近因饷匮，派报营官富户助饷，甚为骚扰。除曾奉明旨酌减外，其余尽准豁免。但寇乱未靖，军兴不敷，各人亦应捐输助国，以励同仇，即照捐数多寡，分别甄录。”[96]此条虽与普通民众无关，却同样逾于法外，我们不因被“骚扰”者是富人，就觉得可以容纳一种非法行径。重要的是，这个朝廷已完全不讲规矩，以致捐款都成为搞钱、勒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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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关税增加太多，大为商民之害。今止照崇祯三年旧额，征解其正税，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项，尽行除免。如有额外巧立名色，婪行侵肥，大法不赦。至于柴米二项，原无额税，近年自私设立，甚至借名禁籴，索骗多端，殊为可恨，以后俱行裁免。又各关冗员、冗役为害商民，须抚按官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如徇情虚应，定坐通同之罪。”[97]此条所涉，系商业税及财物流通中产生的收费。明朝的苛捐杂税以及因腐败而来的滥收、乱收，于兹洋洋大观。诏书表明，明末之税，除所谓“正税”亦即依法而收的外，还以新加、私派、捐助等方式增设了许多别的税。这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既然是“巧立名色”、乱增乱设，必然不列入财政统计之内，换言之，人民赋税负担实际远远大于官方汇总的数额。这些妄行增设的税收，多少入了国库，多少被地方和官吏“婪行侵肥”，只能是无法确知的谜。这且不论，更有一些费用，连“征收”的名义都没有，而是官吏们假公权直接从事“索骗”。诏书中提到“借名禁籴”，禁籴，是特殊情况（例如灾荒）下实行的粮食贸易管制[98]，却被官吏借以索贿、敲诈商贾。至于“各关冗员、冗役”一句，尤其可怕，它描绘出明末税务机关因疯狂敛财之需而膨胀不已，人员大超“原额”，形成一支“为害商民”的收费大军，这种现象因有巨大利益驱动，似乎已成痼疾，致诏书一面厉命“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一面非常担心旨意被“徇情虚应”，根本得不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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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后，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所颁即位诏书又有几条关于减税降赋的内容。如，民间交易（买卖田产、房产等），“先年税契不过每两二分三分，今已加至五分”，现规定“每两止取旧额三分”；如，朝廷鼓励开垦屯种，但官吏往往“新垦未熟而催科迫之”，致使民间全无积极性，现规定凡新垦之地都待“三年成熟后”再征其赋，且“永减一半”。[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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