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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二条中说，在漕粮运输环节，“官旗”（官员、旗校）“向有划会使用、酒席饭食、花红（赏金）等项，民间所费不赀”，这些巧立名目的报销入账内容，最后也都“混征”在漕粮之内而由百姓负担，是典型的借饱私囊、挥霍民脂现象，历年由此究竟贪蠹多少，无法统计。着令禁止，“有仍前混征者，官吏、弁旗并行拿究。”[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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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宣布，崇祯十四年以前“南北各项钱粮”，凡是百姓欠而未缴者，从此蠲免（已解在途者除外）。但特别强调，官吏不许将这一旨意向民众瞒而不宣，而继续“混征”；其次，已解在途的部分，不许官吏“通同侵盗”，亦即借朝廷蠲免之机将民已缴纳、已在运往国库的钱粮窃为己有。[92]从所强调的这两点，足可想象各地吏治之坏达于何种地步，诚所谓“硕鼠”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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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说：“江南、浙西之民，最苦白粮一项，合行改折一半。”[93]所谓“白粮”，是明代一种“特供品”，取自苏州、嘉兴等江南五府，以当地所产优质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经漕运输往京师，供应宫廷、宗人府（皇亲）或作为百官俸禄之用。转用我们当代语汇，就是“特权阶层”之专用物资。除悉数取自江南，它另有一特点，即“民收民解”，农民不单按期按量缴粮，还要自行组织运输；一句话：一条龙服务，负责到底。此项费用极其浩巨，史称“民一点粮解，未有不赔累、破家、流涕、殒命者”，“江南力役重大莫如粮解”。[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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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十库钱粮……不许私派扰民。”[95]需要注意的，是“私派”二字。既申禁止，就可知其存在；并且，不到相当程度，显然也无须上谕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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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近因饷匮，派报营官富户助饷，甚为骚扰。除曾奉明旨酌减外，其余尽准豁免。但寇乱未靖，军兴不敷，各人亦应捐输助国，以励同仇，即照捐数多寡，分别甄录。”[96]此条虽与普通民众无关，却同样逾于法外，我们不因被“骚扰”者是富人，就觉得可以容纳一种非法行径。重要的是，这个朝廷已完全不讲规矩，以致捐款都成为搞钱、勒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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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关税增加太多，大为商民之害。今止照崇祯三年旧额，征解其正税，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项，尽行除免。如有额外巧立名色，婪行侵肥，大法不赦。至于柴米二项，原无额税，近年自私设立，甚至借名禁籴，索骗多端，殊为可恨，以后俱行裁免。又各关冗员、冗役为害商民，须抚按官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如徇情虚应，定坐通同之罪。”[97]此条所涉，系商业税及财物流通中产生的收费。明朝的苛捐杂税以及因腐败而来的滥收、乱收，于兹洋洋大观。诏书表明，明末之税，除所谓“正税”亦即依法而收的外，还以新加、私派、捐助等方式增设了许多别的税。这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既然是“巧立名色”、乱增乱设，必然不列入财政统计之内，换言之，人民赋税负担实际远远大于官方汇总的数额。这些妄行增设的税收，多少入了国库，多少被地方和官吏“婪行侵肥”，只能是无法确知的谜。这且不论，更有一些费用，连“征收”的名义都没有，而是官吏们假公权直接从事“索骗”。诏书中提到“借名禁籴”，禁籴，是特殊情况（例如灾荒）下实行的粮食贸易管制[98]，却被官吏借以索贿、敲诈商贾。至于“各关冗员、冗役”一句，尤其可怕，它描绘出明末税务机关因疯狂敛财之需而膨胀不已，人员大超“原额”，形成一支“为害商民”的收费大军，这种现象因有巨大利益驱动，似乎已成痼疾，致诏书一面厉命“严行清察”、“务令裁就原额”，一面非常担心旨意被“徇情虚应”，根本得不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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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后，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所颁即位诏书又有几条关于减税降赋的内容。如，民间交易（买卖田产、房产等），“先年税契不过每两二分三分，今已加至五分”，现规定“每两止取旧额三分”；如，朝廷鼓励开垦屯种，但官吏往往“新垦未熟而催科迫之”，致使民间全无积极性，现规定凡新垦之地都待“三年成熟后”再征其赋，且“永减一半”。[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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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诏书信誓旦旦的承诺，我们不必理会。以弘光朝的情形，且不说它是否真的准备做到，客观讲，也很难或不可能做到。但透过所列举的那些拟予纠正、拗救的现象，我们对明朝末年的赋税有了更多细节性认识。在这些细节面前，我们觉得“赋税沉重”这样一句话，现在是那样不痛不痒、苍白无力；我们甚至觉得那无法再称为“赋税”，而根本就是洗劫和强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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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引证一个材料。崇祯十六年（1643），有无知生员名蒋臣者，于召对时建议：“钞法可行，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三千万两。”什么意思？就是大量印钞。身为国家财政高官的户部侍郎王鳌永，也罔顾常识地附议：“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派二千余万，以蠲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除免加派外，每省发百万贯，以佐各官养廉之需。”因缺饷而抓狂的崇祯皇帝，对这种胡言乱语，居然立即采纳施行。“乃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而一贯拟鬻一金，无肯应者，京商骚然，卷箧而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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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国家，倘若还能维持下去，才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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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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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南京政权所幻想的延其国祚，根本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不谈贤愚正邪，也不谈君是否明君、臣是否能吏，在弘光朝，这些其实是伪命题。都说“事在人为”，诚有是言，然而当国家信誉彻底透支的时候，这句话只能改作“事不可为”。《明季北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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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末年，在京者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每云：“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势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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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评论道：“当时政敝民玩如此，申酉之变，不察可烛。”“玩民”在先，于是“民玩”随后。国家对人民极尽刻薄，人民对国家也就毫无眷恋。所谓“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是因为相信未来更好，只是知道没法比现实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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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仅“辽饷”一项即在原来整个边防费用基础上暴增一倍有余。然而，“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明明有钱，却捂住不用，非转嫁于百姓，盘剥民间，且不断加码，横征暴敛数十年之久。百姓就像取之不尽的提款机，皇帝及其就食者似乎“爽”得不行，居然不知道何谓寅吃卯粮，等真需要钱时，却发现提款机已不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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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弘光朝的终极困境。跟二三十年前不同，此番朝廷真正缺钱，真正窘于财政。它最不可能就赋税减这免那，却偏偏在《监国诏》《即位诏》中做出许多保证和承诺。我们与其视为谎言，不如视为笑话。事到如今，明朝已明了其所以落到这田地，根因即在榨民过度，为生存计，它必须停止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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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的荒谬性在于，也是为了生存，它恰恰又必须继续压榨。一开始，弘光朝就处于这种二律悖反的焦虑。讨论《监国诏》条款时，向百姓让步的幅度本来更大，提出“三饷”并废，却遭到史可法反对，要求仅废“练饷”，而将“辽饷”和“剿饷”均予保留。这自非别人比史可法更“爱民”，而是史可法比别人更务实，知道实难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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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清《三垣笔记》的一笔叙述，等于为我们具体解释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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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朱由崧）即位后，楚镇及四镇频以匮告……楚镇兵五万余，需银一百八万，四镇兵各三万，需饷二百四十万，本色一百万。……京营六万，需饷一百二十万……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等八镇，共兵十二万，计饷二百四十万，合之七百余万。而大司农综计所入（一年全部财政收入），止六百万。而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太仓（国库）既无宿储，内帑涸无可发，漕粮改折，此盈彼诎。[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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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悬殊，根本为负数；一年所入，不谈全部国用，仅供应军队都还差一百万两以上，而六百万收入本身实际却并不能保证，会因灾害等减少。所以说“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里外出入，岂止是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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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李清所列账单，只是“固定支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随机发生的用款。读书中，笔者随手记下一些：甲申五月二十八日，晋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劵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103]七月初四，组建以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给银三万两，为山陵道里费。”[104]七月初九，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以及与一千匹骡马等值的银两，“接济山东抚镇军前急需”[105]，同日，御史陈荩奉命募兵云南，给予饷银三万两。[106]八月，太后（弘光之母）由河南迎至，“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刮万金，以备赏赐。’”十六日，有关内监为安置太后请求给予工科钱粮、宫中陈设用具等“约数十万两”，工部等“苦点金无术，恳祈崇俭”，朱由崧“不听”，结果不详（料不能完全应命）。十七日，工部侍郎高倬报告，为迎迓太后，光禄寺已“费银六千八百六十余两，厨役衣帽工料银九百四十余两”。[107]九月二十日，“给河南巡抚越其杰十五万两，令募兵屯田。”[108]乙酉年春，筹备弘光皇帝大婚，仅采办礼冠一项，“需猫睛、祖母碌，又重二钱珠及重一钱五分者数百粒，又一钱及五分珠千粒，监臣商人估价数十万”，户、工二部和京兆三方，百般努力，措得二万余两，“内府执言不足”，后经圣旨“定为三万”。[109]而据《爝火录》，除礼冠外，还有“常冠一万两”[110]。余如，宫中银作局雇用工匠一千人，“人日给工食银一钱二分，每月支银三千六百两”，全年四万三千二百两[11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们都不在《三垣笔记》七百余万两兵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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