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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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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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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南京政权所幻想的延其国祚，根本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不谈贤愚正邪，也不谈君是否明君、臣是否能吏，在弘光朝，这些其实是伪命题。都说“事在人为”，诚有是言，然而当国家信誉彻底透支的时候，这句话只能改作“事不可为”。《明季北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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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末年，在京者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每云：“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已成崩解之势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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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评论道：“当时政敝民玩如此，申酉之变，不察可烛。”“玩民”在先，于是“民玩”随后。国家对人民极尽刻薄，人民对国家也就毫无眷恋。所谓“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不是因为相信未来更好，只是知道没法比现实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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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仅“辽饷”一项即在原来整个边防费用基础上暴增一倍有余。然而，“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明明有钱，却捂住不用，非转嫁于百姓，盘剥民间，且不断加码，横征暴敛数十年之久。百姓就像取之不尽的提款机，皇帝及其就食者似乎“爽”得不行，居然不知道何谓寅吃卯粮，等真需要钱时，却发现提款机已不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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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弘光朝的终极困境。跟二三十年前不同，此番朝廷真正缺钱，真正窘于财政。它最不可能就赋税减这免那，却偏偏在《监国诏》《即位诏》中做出许多保证和承诺。我们与其视为谎言，不如视为笑话。事到如今，明朝已明了其所以落到这田地，根因即在榨民过度，为生存计，它必须停止压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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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的荒谬性在于，也是为了生存，它恰恰又必须继续压榨。一开始，弘光朝就处于这种二律悖反的焦虑。讨论《监国诏》条款时，向百姓让步的幅度本来更大，提出“三饷”并废，却遭到史可法反对，要求仅废“练饷”，而将“辽饷”和“剿饷”均予保留。这自非别人比史可法更“爱民”，而是史可法比别人更务实，知道实难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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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清《三垣笔记》的一笔叙述，等于为我们具体解释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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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朱由崧）即位后，楚镇及四镇频以匮告……楚镇兵五万余，需银一百八万，四镇兵各三万，需饷二百四十万，本色一百万。……京营六万，需饷一百二十万……复有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等八镇，共兵十二万，计饷二百四十万，合之七百余万。而大司农综计所入（一年全部财政收入），止六百万。而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太仓（国库）既无宿储，内帑涸无可发，漕粮改折，此盈彼诎。[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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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悬殊，根本为负数；一年所入，不谈全部国用，仅供应军队都还差一百万两以上，而六百万收入本身实际却并不能保证，会因灾害等减少。所以说“七百万之外有俸禄国用之增，六百万内有水旱灾伤之减”，里外出入，岂止是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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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李清所列账单，只是“固定支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随机发生的用款。读书中，笔者随手记下一些：甲申五月二十八日，晋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劵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103]七月初四，组建以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给银三万两，为山陵道里费。”[104]七月初九，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以及与一千匹骡马等值的银两，“接济山东抚镇军前急需”[105]，同日，御史陈荩奉命募兵云南，给予饷银三万两。[106]八月，太后（弘光之母）由河南迎至，“十四日，谕户、兵、工三部：‘太后光临，限三日内搜刮万金，以备赏赐。’”十六日，有关内监为安置太后请求给予工科钱粮、宫中陈设用具等“约数十万两”，工部等“苦点金无术，恳祈崇俭”，朱由崧“不听”，结果不详（料不能完全应命）。十七日，工部侍郎高倬报告，为迎迓太后，光禄寺已“费银六千八百六十余两，厨役衣帽工料银九百四十余两”。[107]九月二十日，“给河南巡抚越其杰十五万两，令募兵屯田。”[108]乙酉年春，筹备弘光皇帝大婚，仅采办礼冠一项，“需猫睛、祖母碌，又重二钱珠及重一钱五分者数百粒，又一钱及五分珠千粒，监臣商人估价数十万”，户、工二部和京兆三方，百般努力，措得二万余两，“内府执言不足”，后经圣旨“定为三万”。[109]而据《爝火录》，除礼冠外，还有“常冠一万两”[110]。余如，宫中银作局雇用工匠一千人，“人日给工食银一钱二分，每月支银三千六百两”，全年四万三千二百两[111]……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们都不在《三垣笔记》七百余万两兵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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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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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一再说，南京弘光政权坐拥东南“天下财赋所出之地”，物力充裕。那是相对而言。跟满清或大顺、大西比，它的条件算最好的。不过，此时江南今非昔比，一来战乱年代，生产较承平时大降，二来多年重赋，民力早剥光抽尽，三来上天示儆，《爝火录》载：“大旱，自五月至是（甲申十一月）不雨。”[112]也就是说，从朱由崧登基起，江南春、夏、秋三季无雨，旱情十分罕见。祁彪佳日记也屡次提到大旱，并记下自己作为地方官率民众祈雨的情形。八月二十八日，户科吴适奏言：“旧都草创，一事未举，万孔千疮，忧危丛集。又况畿南各省是处旱灾……”[113]这场大旱对弘光朝确如“屋漏偏遭连夜雨”，历来富甲之江南，在这一年其实是老牛喘汗，力所不支，民生倍艰。吴江诗人潘柽章描述说：“升斗竭所余，满腹辄废卮。”[114]靠乞食和别人周济弄点饭吃，所谓诗酒风雅，全然谈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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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朱由崧本人，我们也不能说他铺张奢侈。例如前面引述过乙酉年春他为自己办婚事，花了三四万两银子做礼冠，似乎相当破费，然而跟他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当年相比，却只能称为寒酸。朱常洵的身份不过是亲王，连皇太子都不是，可万历皇帝为了给他办婚事，单单盖房子就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婚礼上再用掉三十万两[115]，真是挥金如土。后来，为朱常洵“之国”，万历皇帝又赏田四万顷为他送行[116]，派出“舟千一百七十二艘、从卒千一百人”[117]的吓人船队，满载而往。所以，朱由崧以堂堂帝尊，结婚有几万两可用，草民虽不免咋舌，在他却已算是克奉节俭、委屈之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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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臣工们屡以国用不支提请凡事从简，压低甚至回绝他的某项开销时，朱由崧也不耐烦、也曾甩脸色，不过他的生活确实谈不上花天酒地，那倒不是因为其品质较父亲、祖父为佳，而是实在没有条件供给他那样的生活。他这个皇帝，当得比较憋屈。从登基之日起，财政问题就像绳索一样，始终缠绕着他。《监国诏》《即位诏》里那样的漂亮话，若在过去各朝，都是说说而已，对朱由崧却可不是什么漂亮话，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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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清开出的账单，弘光朝即便紧紧巴巴过日子，一年起码也有一百五十万两左右的窟窿。到处都在伸手要钱。史可法督师扬州启程前，上《请颁敕印给军需疏》，详细开列了大炮、鸟铳、刀枪等“各项军器”造买费用，要求授权他支配“贮淮扬之银”、“泊河湖之米”、“解北之银”，外加“二三十万金，携带前行”。[118]五月二十九日，时任巡抚应天安徽等处御史的左懋第，上疏索要长江战船，“即以水兵六千计之，亦须少舡三百余只，或募或造”，战船之外，如“水陆士卒、火药器械之类”所费，也应“次第计算，请命施行”。他没有提出具体数额，但想必该是一大笔钱。[119]乙酉年二月十三日，督饷侍郎申绍芳报告，两淮运使所押解的白银一万两，居然被总兵郑彩擅自“截留”。[120]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汝宁总兵刘洪起，“以缺饷撤兵还楚”[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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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要“与民休息”，实际容不得“休息”。朝廷第一要务便是搞钱，我们不清楚承诺蠲免的各项是否果行，却看见了不少“开源”、“创收”的新办法、新品种。例如，增设酒税。“马士英奏沽酒，每斤定税一文。”[122]一旦增设，即遭争抢，插手部门多达十一个，户部尚书张有誉反映：“京城糟坊不满百，酒每斤税钱一文，既委府佐，又责五城，凡十一衙门，岂成政体！”[123]又如，增设洋税即出海税，“马士英疏请设洋税，开洋舡每只或三百两，或二百两，设太监给批放行，于崇明等县起税，如临清关例。”[124]又如，“纳银充贡”，“廪生纳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125]几个名词代表明代府州县官学学生的不同种类，廪生相当于正牌公费生，增生是扩招生，此外又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者，称“附生”。古代学而优则仕，诸生将来前途是拔贡（进入国子监），然后有做官资格。所以“纳银充贡”实即变相卖官鬻爵。又“免童生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溧阳知县李思谟因拒不执行这项政策，竟遭“特降五级”处分。[126]不久，变相卖官变成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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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二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至乙酉二月，输纳富人授翰林、待诏等官，故更云“翰林满街走”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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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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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永乐迁都北京，致每年大量皇粮、俸米及其他物资，经漕运由江南运京，为此建京师十三仓，以为廒贮。今仅存南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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