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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清开出的账单，弘光朝即便紧紧巴巴过日子，一年起码也有一百五十万两左右的窟窿。到处都在伸手要钱。史可法督师扬州启程前，上《请颁敕印给军需疏》，详细开列了大炮、鸟铳、刀枪等“各项军器”造买费用，要求授权他支配“贮淮扬之银”、“泊河湖之米”、“解北之银”，外加“二三十万金，携带前行”。[118]五月二十九日，时任巡抚应天安徽等处御史的左懋第，上疏索要长江战船，“即以水兵六千计之，亦须少舡三百余只，或募或造”，战船之外，如“水陆士卒、火药器械之类”所费，也应“次第计算，请命施行”。他没有提出具体数额，但想必该是一大笔钱。[119]乙酉年二月十三日，督饷侍郎申绍芳报告，两淮运使所押解的白银一万两，居然被总兵郑彩擅自“截留”。[120]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汝宁总兵刘洪起，“以缺饷撤兵还楚”[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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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要“与民休息”，实际容不得“休息”。朝廷第一要务便是搞钱，我们不清楚承诺蠲免的各项是否果行，却看见了不少“开源”、“创收”的新办法、新品种。例如，增设酒税。“马士英奏沽酒，每斤定税一文。”[122]一旦增设，即遭争抢，插手部门多达十一个，户部尚书张有誉反映：“京城糟坊不满百，酒每斤税钱一文，既委府佐，又责五城，凡十一衙门，岂成政体！”[123]又如，增设洋税即出海税，“马士英疏请设洋税，开洋舡每只或三百两，或二百两，设太监给批放行，于崇明等县起税，如临清关例。”[124]又如，“纳银充贡”，“廪生纳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125]几个名词代表明代府州县官学学生的不同种类，廪生相当于正牌公费生，增生是扩招生，此外又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者，称“附生”。古代学而优则仕，诸生将来前途是拔贡（进入国子监），然后有做官资格。所以“纳银充贡”实即变相卖官鬻爵。又“免童生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溧阳知县李思谟因拒不执行这项政策，竟遭“特降五级”处分。[126]不久，变相卖官变成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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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二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至乙酉二月，输纳富人授翰林、待诏等官，故更云“翰林满街走”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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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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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永乐迁都北京，致每年大量皇粮、俸米及其他物资，经漕运由江南运京，为此建京师十三仓，以为廒贮。今仅存南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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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盐税课银”十两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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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银，即税金。盐税，是朝廷就盐的产制运销所派之税。古代因盐产地所限以及运输不便，导致盐成为重要物资，往往伴随暴利，故历代均由国家专卖，为税收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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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六奇回忆说，这桩买卖还颇为兴隆：“予在书斋，今日闻某挟赀赴京做官矣，明日又闻某鬻产买官矣，一时卖菜儿莫不腰缠走白下（南京别称）。”[128]中国人普遍有做官梦，朝廷既然肯卖，想过一过官瘾的人也很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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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许罪官输银自赎、命官员佐工（捐款）等着数，不一而足。过去，把“拜金主义”安在资本主义头上，好像只有资本家才掉在钱眼儿里。其实“封建主义”何尝不爱钱？眼下，明朝便毫不掩饰“金钱至上”的嘴脸，为了钱，礼义廉耻全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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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亦属无奈，该收的钱很多收不上来，例如，“两浙巡盐李挺欠课二十六万两”[129]，苏州、松江两府三年欠征三百十一万八千五百两，已征而未上缴九十五万六千多[130]。朱由崧急眼了，和朱家诸先帝一样，他开始疑心大臣办事不利，而派所信任放心的阉奴到地方催要。五月十五日，登基当天，即命太监王肇基前往浙江督催金花银，被高弘图劝阻，朱由崧毕竟刚从监国“转正”，不便坚持，乃“责成抚按严催，不许怠玩”。[131]过了几个月，他不再客气，“遣司礼监太监孙元德往浙闽，督催内库及户工二部一应钱粮”，“凡年额关税、两浙盐漕、备练商价、给引行盐，一概随解。”[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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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周而复始。仅数月，曾经以“与民更始”面目出现的弘光政权，便打回原形。有御史名彭遇，在《爝火录》中是个反面人物。他对马士英说：“岳武穆言大，文臣若不爱钱，高爵厚禄何以劝人？武臣必惜死，方养其身以有待。”他主动请缨“募兵十万”，别人问他“饷从何出”，答：“搜刮可办也。”[133]我观其言，倒不失坦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是岳飞名言，彭遇敢于驳斥，道德上可鄙，证之以现实反而不错。至于“搜刮可办”，更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不搜刮怎么办？敢问有谁能够不搜刮而搞到银子？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后来户部正式奏请，在徽、宁等府“预征来年条银”[134]，朝廷又回到寅吃卯粮的老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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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与弘光帝和太后她老人家母子团聚的同时，在内臣亲自坐镇督催钱粮的浙江，“东阳民变”复起。先是，“县令姚孙榘（《爝火录》作“姚孙棐”）借名备乱，横派各户输金”，当地一名叫许都的富户，被坐“万金”，却只拿出来几百两，姚孙榘大怒，“指为结党造反，执而桎梏之，时输金者盈廷，哄然沸乱”，在县衙当场把姚孙榘拖到堂下痛打，后陈子龙与许都友善，以免死说其自首而已，不料浙江巡抚左光先背信，诛杀许都等，复激事变，左光先调兵镇压，致东阳、义乌、汤溪数地民众“各保乡寨拒敌”，而官兵大败。[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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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后虽平息，却像一道丑陋的伤疤，刻在弘光朝面黄肌瘦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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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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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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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末财政，历来谈得最多的是拮据。无论在当时臣工奏章，还是后人史论中，缺饷、逋欠、灾减之类字眼，随处可见。这些，都突出了一个“无”，令人们注意力容易放在所谓“困难”上，进而把原因归之于动乱、战争、天灾等“客观因素”或“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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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末财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比所谓“困难”更严重的，是“乱”。它比较隐蔽，内在于体制之中，缺乏透明性，极易被所谓“困难”所掩盖。战争消耗多少、一年赋税欠收多少、天灾造成粮食减产多少，这些数字可以统计出来，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但是，有多少钱因制度之故暗中化于无形，不单普通民众不知道，甚至连政权及其官僚系统本身往往也不清楚。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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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五月二十六日，御史米寿图疏论“清核钱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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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兴以来，民间搜括已尽，库藏空虚已极，今加派已荷新谕蠲免，而朝廷之有仍还之朝廷。如先帝发造舡银两，果否造舡若干？费银若干？余银若干？如发兴屯银两，今屯未兴而原银化为乌有。若置之不问，亦可惜矣。诸如此类者，当察明清理，为兵饷之用……今后不论是何衙门，有一官便有一官职掌，不得坐耗储糈，见害则避，见利则趋，须改弦易辙，实心为国雪耻复仇，以尽臣职。[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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