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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51 任何人稍具理智,都无法理解以朝不保夕的国势,弘光文武大员为何如此疯狂聚敛?而敛来巨额财富又置之何地?但转而一想,身在那种利益集团,权力和制度对他们做出的强烈暗示,原本在此。正像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是“为捞而捞”,这种身不由己、飞蛾赴火般的冲动,必欲一逞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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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53 乙酉五月十一日,马士英从南京仓皇出逃,率卫卒三百从通济门出,“门者不放,欲兵之。乃出私衙元宝三厅,立刻抢尽。”[157]他逃走后第三天,兴奋不已的南京市民,冲入其在西华门的府宅,及其子马锡位于北门桥的都督公署,大肆抢掠。“次掠及阮大铖、杨维垣、陈盟家,惟大铖家最富,歌姬甚盛,一时星散。”[158]其中,马士英家“有一围屏,玛瑙石及诸宝所成,其价无算,乃西洋贡入者。百姓击碎之,各取一小块即值百余金”。[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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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55 清兵入城,未及逃走或留下迎降的官员们,纷纷解囊讨好新的统治者,“致礼币有至万金者”[160]。礼部尚书钱谦益,刻意不拿钱,只献出一些物品,“盖表己之廉洁也”。然瞧瞧这份礼单,亦知所谓“廉洁”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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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57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计开:鎏金银壶一具,法琅银壶一具,蟠桃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虁龙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王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进,银镶鹤杯一进,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启上贡。[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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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59 此件是当时为豫王多铎做登记工作的王佐亲眼所见,抄录后带出,应属可靠。至于这些东西占钱氏家财几何,我们是无从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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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64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12]
1706903765 黑洞:弘光纪事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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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67 乙酉年五月十四日忻城伯、京营戎政总督赵之龙缒城而出,递降表于豫王多铎;次日,大开洪武门恭请多铎入南京。以此为标志,弘光政权结束。同时意味着,明朝作为全国性政权从“国家”意义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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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69 这也是南京首次以中国首都的地位,为外国军队所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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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71 在这背景下,发生了既令人震惊又耐人寻味的场景:五月二十五日,弘光皇帝朱由崧被押回,当他所乘小轿穿行于南京街道时,“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162]这是在外国占领军的注视下,百姓对自己的前国家元首做出的举动。南京人民不欢迎满清占领,但是,他们仍然明确表达了对明朝的唾弃。这是两个单独的问题,它们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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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73 我们也记得,崇祯末年,北京市民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朝”的民谚,用一语双关方式,曲折道出对“明朝”的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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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75 明朝百姓没有感觉到幸福。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自己受到了过于严重的剥夺。我们耗数万言,细针密缕,罗列和爬梳种种数字,都是为此提供一些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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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77 约翰·罗尔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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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79 一个正义制度必须形成自我支持的力量。这意味着它必须这样被安排:使它的社会成员产生相应的正义感,以及为了正义的理由而按照它的规范行动的有效欲望。[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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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81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一个被设计来发展它的成员们的善并由一个公开的正义观念有效地调节着的社会。因而,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人都接受并了解其他人也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同时,基本的社会制度满足着并且也被看做是满足着这些正义原则。[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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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83 他强调制度设计问题,认为制度是否形成支撑,并非从外部征集和寻求而来,而在于要让正义原则预置于制度内部;只要做到这一点,无须号召和鼓动,社会成员自然能够主动和由衷地拥戴、热爱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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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85 他还探讨了制度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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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87 一个正义观念,假如它倾向于产生的正义感较之另一个正义观念更强烈,更能制服破坏性倾向,并且它所容许的制度产生着更弱的不公正行动的冲动和诱惑,它就比后者具有更大的稳定性。[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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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89 中国古代社会,不缺乏正义的理念,只是缺乏将理念转化为制度设计的能力。儒家思想体系,虽然尊崇君权,但并不一味充当君权的驯服工具,它的“民本”原则,在古代世界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中,具相当的先进性。正因此,每当朝代更迭之际,新的统治者都不得不推出若干惠民政策,作为与民更始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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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91 但是,儒家思想体系终究不能前进一步,从理念拓展到制度建设。重“道”轻“器”,止于明道、论道而不辅之以形而下制度层面的精确设计,是吾国文明一大弱项。以为有好的理念,就会有好的现实。这使得儒家伦理最后往往陷于空谈,那些正派、正统的儒家官僚,能够在言论上发表极好的见解,却无法转化、落实于有效的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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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93 二千多年,中国所以在王朝周期性震荡中徘徊,根子就是不能突破制度瓶颈。由于未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便只好通过旧朝烂透、再换新朝的办法加以缓解,如此循环往复、故伎重演。人民所能指望的,无非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苦苦等待当朝贪饱吸足、自取灭亡,然后借着新朝新气象,过上几天好日子。这种节奏从未改变。1644—1645年之间,中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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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798 崇祯年间卖地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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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903800 晚明赋税益重,拥有土地往往成为很大负担,而时有卖地以求摆脱者。这份崇祯五年五月十二日所立地契,即写明卖地人“因为钱粮不便”将名下四亩五分地卖与同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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