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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阎应元抗清》，张鹿山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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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嘉定起义，纯因满清强制推行薙发令。就两个事件本身而言，我们明确给出结论：没有薙发令，则没有起义。前面说过，薙发令下达前，政权已经移交，民众虽不满，却并未拒绝新统治者——尤其是，并不曾出现将抛却性命以示抗争的苗头。薙发令一下，这才民怨沸腾，而至生不如死、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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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借江阴起事经过，还原一下过程：在交出地方图册后，民众普遍认为历史一页就此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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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六月朔（每月初一称朔），方（亨）行香，诸生耆老等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事矣。”方曰：“止有薙发耳，前所差四兵为押薙发故也。”众曰：“发何可薙耶？”方曰：“此清律，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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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衙中，常州府诏文正好送到，当众开读，同时命书吏抄成布告，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语。这不知是何人得意之笔，大概以为编成这种顺口溜有助于“政策宣传”。可惜效果太强烈，读至此，抄布告的书吏投笔于地，说：“就死也罢！”方亨正欲鞭惩该吏，现场已当即哗变，宣布“反了”。二十多天后，对峙中，清兵从城外射来劝降书，所谈同样着重于薙发，称：“南北两直、山、陕、河南、山东等处俱已薙发，惟尔江阴一处敢抗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耶？”又称：“尔等系清朝赤子，钱粮事小，薙发为大。”意谓，答应薙发，朝廷即可免除钱粮，“不动尔一丝一粒”。如此劝降，简直本末倒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二天，“江阴通邑公议回书”，人们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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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薙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乡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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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钉截铁。“公议回书”的表述非常清楚：江阴人民承认“变革”，不反对“易代”，本已接受清朝统治；一切因薙发而起，此令不除，江阴全体百姓誓死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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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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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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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草寻蛇，辨迹追踪。末了，锁定目标，却发现根源竟是微末的头发。正是为这微细纤缈之物，一方宁愿罔顾性命，另一方则死死咬定，万事皆有商量，唯独头非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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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顺治二年（1645）十月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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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河西道孔文上奏：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薙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指冠服），子孙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得旨：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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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曲阜孔府虽已薙发，却深受愧对祖宗的折磨。显然在所有商议之后，由孔文出面，请求清廷给予孔府特恩，保留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的服制。注意：仅是特例，无涉旁人。然而旨意下来，绝不开恩，重申“违者无赦”；对胆敢以此上奏的孔文，仅看孔夫子薄面，才饶其不死，“着革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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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薙发问题上，清廷断然不容讨价还价；哪怕历三千年未改的孔府，现在也非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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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应该补充说明，薙发并非满清铁腕政策的全部。薙发成为焦点，是因由此触发惨剧太多。实际上，满清要推行的是一个整体褫夺华夏衣冠的计划。所以，继闰六月强推薙发令后，七月初九（戊午）又追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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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礼部：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近今，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风之义。尔部即行文顺天府五城御史，晓示禁止。官吏纵容者，访出并坐。仍通行各该抚按，转行所属，一体遵行。[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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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计划，我们发觉满清是很不相同的征服者。历史上，北中国多次被异族占领，到元代更是全境陷落。然而，他们却没有哪个想到迫使华族易服，否则曲阜孔家何能“三千年未之有改”。之如此，是因那些“狄夷”均未越出武力征服者层次，只顾夺取中国疆土和人民，拥而有之，便称心如意。满清之不同，正在于觉悟到不能只做武力征服者。入关以前，它即着手认识中国文化，招纳、任用汉人文士，完全是知己知彼，有备而来。它懂得，在中国，衣冠服制绝非穿衣戴帽，而连结着华族的民族认同、文化差异与等级。中国人实际上不怕国土沦失，只要冠服未改，就并不觉得已被征服，甚至反而藏在冠服的优越感下，对征服者投去蔑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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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大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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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委搢绅，诸华之容；剪发旷衣，群夷之服……棺殡椁葬，中夏之风；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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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句，出自南齐顾欢的《夷夏论》。其写作早在满清入关之前约一千二百年。比它更早，有《汉书》对匈奴的描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124]还有东晋江统《徙戎论》的名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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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从赤身祼体到以兽皮遮羞，即是文化；从以兽皮遮羞再到峨冠博带，更是文化。人体修饰的每一种变化，都是文化使然，也无不表征了文化差异。这样一想，我们也就明白冠服发式之不同，并非无关痛痒，的确标识着文化上的高卑美恶。故而，正如顾欢所说：“舍华效夷，义将安取”[126]，作为当时自居“天下”最高等文化的华族来说，变易服制，何啻奇耻大辱。幸好过往“诸夷”不大懂得中国人这种心思，对自身文化上的“卑微”亦浑然不觉；这样，中国总算没有提前发生为了头发而血流成河的惨剧，曲阜孔家也才得以“三千年未之有改”。此时不然，越过山海关的这支“胡虏”，明了其文化上的“卑微”，也知道中国人的“骄傲”以什么为根基，如欲摧毁之必须从哪里下手……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征服者不独擅长武力，还对文化有意识有想法，麻烦就格外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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