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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街市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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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南都繁会图》。商铺连片，人流如织。有闲坐者，有围观者，有说书者，有占卜者。一队踩高跷艺人，正在通过。在这高度繁华城市的摩肩接踵之间，流言可以惊人的速度广为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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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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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清代一位名叫竹禅的和尚所绘狂僧形象。或许是有不少愤世疾俗之人托禅逃世，明清每每出现疯僧、癫僧、狂僧人物，比如《红楼梦》第一回“疯狂落拓”的一僧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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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诸朱由崧，马士英的态度也许更具实质意义。他是政坛老大，可以影响天平倒向哪边。这回，他没有倒向阮大铖，“闻马辅士英亦不欲”[18]。马士英此人，我们曾讲过特点就是以权谋私，“贿足乃饱”，没有意识形态斗争的爱好。搞东林，又不能为他创收，搞之何益？再有，近来阮大铖愈趋强势，与朱由崧身边内侍勾结串通，大肆受贿卖官，“侵扰铨政，门如市”[19]，分走许多杯羹，马阮关系已不复“定策”时那样，而有了利益冲突。相反，与钱谦益倒早就“化敌为友”。“王既立，谦益惧得罪，更疏颂士英功，士英乃引谦益为礼部尚书。”[20]以钱氏惯常为人推想，既受大悲狱词牵连，他必闻风而动，做了不少幕后“工作”。“马辅士英亦不欲”，抑且与此不无关系。另据《南渡录》，钱谦益之授礼部尚书，在大悲案发生后，而非《小腆纪年附考》所称定策后不久：“丙戌，改詹事府尚书钱谦益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21]这里“丙戌”，是乙酉年三月初三日，大悲弃市即两天之前，可见该案丝毫未影响钱氏宦途，原因显然就是有马士英这位奥援。李清身为当时朝中要人，其所忆应更可靠。又，文秉也以其叔父事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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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文震亨时官中书，张孙振已具疏特纠，直欲以从父为汪文言矣。缮写竟，请正马士英。士英谪居时与从父曾以诗文往来，遂力止之。从父即休致归里，士英意亦不欲为已甚，乃止。就大悲定狱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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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马士英“止之”，文震亨就做了汪文言第二。汪文言是天启间一个东林小人物，被阉党逮于狱，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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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悲定狱焉”，亦即“止诛大悲”[23]，仅以大悲个人事定谳，旁无牵连。乙酉年（1645）三月初二，大悲被明正典刑。通过让一个疯子消失，弘光朝结束一场危机。近三个月来，他搅得南京风声鹤唳，张国维当初的“一经穷究，国体不无少损”，所言不虚。然而，这仅为开端，大戏还在后头。应该交代一下，当年北京“三案”，也是疯子开的头——那个执棍闯入万历皇帝太子朱常洛宫中的小民张差，被认定为疯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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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24]历史的一页，为何每每由疯子翻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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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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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弃市”不数日，三月十三日，一位河南妇人被关进锦衣卫监狱。妇人姓童，自述为福王“旧妃”，所以诸书以“童妃”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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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得不算突然。之前在河南，就曾找巡按陈潜夫上访，反映自己的情况。还见过在史可法手下当参谋的庶吉士吴尔壎（后者或因其间曾到河南公干，而遇）。陈、吴二人都把她的事情上奏朱由崧，而朱由崧“弗召”，拒不承认有这回事。童妃不肯罢休，又“自诣越其杰所”。越其杰是河南巡抚，同时是马士英妹夫。越其杰似乎没有请示朱由崧，或者在接到批准之前，就径直派人将童妃送往南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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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童妃南来，有马士英的背景。《三垣笔记》说，也与藩镇刘良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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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氏自河南至，谬云帝元妃，刘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颠末，云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语甚凿凿，妻信之，跽拜如见后。良佐素惮妻，闻之亦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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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越其杰送童妃南来，途经临淮关（属凤阳，刘良佐驻地），事先给刘良佐打过招呼。刘派其妻试以真假，而刘妻“信之”。由此，刘良佐在童妃问题上态度一直比较明朗，主张朱由崧将她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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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马士英、刘良佐这两位军政大员，都是“挺童派”。他们也许不无奇货可居的动机，如果童氏得正其位，不光立上一功，手里也又添筹码。这都易于想见。不过，事情未必那样复杂，也可能很简单：就事论事，他们感到童氏所述可信，不是骗子。毕竟，越其杰也罢，刘良佐之妻也罢，都见过世面，岂能轻易上当？何况兹事体大，弄不好是要担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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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由崧的反应既强烈又蹊跷。童氏送到，他见也不见，二话不说就把她关进监狱，而且是作为社会监狱的锦衣卫大牢。他的态度，可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朱由崧知道童氏百分之百属于招摇撞骗，根本不必面见以验真假；也正因此，才把她交给锦衣卫，而非“讯之禁内”。另一种恰好相反，童氏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朱由崧惧怕当面对质引出各种不利，遂慌忙将其拘禁、用刑，以箝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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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这么奇怪：已知是假，不必验；明知其真，也不必验——总之，朱由崧对童氏固执地缘悭一面。而对于他的固执，朝野普遍解读为后者，即明知其真，故而不验。理由主要有二：第一，朱由崧不够坦荡，如是假货，见一见何妨，见面有利于戳穿，回避见面则说明心中有鬼。第二，童氏假冒王妃的可能性极低，正如马士英所讲：“人非至情所关，谁敢与陛下称敌体？”[27]这种造假，成本太高，成功率却极低。所以徐鼒的分析与归纳，很难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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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氏之事可疑乎？无可疑矣！天下至顽劣之妇，未闻有冒为人妻者，况以天子之尊，宫禁之严乎！无已，则或其疯颠也。而潜夫、越杰、尔壎、良佐诸人非有心疾，奈何以疯颠妇人奏闻之，仪卫送之，伏道谒之乎？且即伪也，亦必入宫面见而后知之；即不然，亦必召入太后宫，集从行阉人实验而知之。岂有未见而逆知其伪，乍闻而遽怒其人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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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背景。当时，朱由崧正张罗给自己办婚事。数月前即已着手，《三垣笔记》记载户工二部接到筹措“婚礼钱粮”的明确指示，其中仅礼冠一项起初就索取“数十万”，后经奏请，“得旨，定为三万”。[29]而《甲乙事案》《明季南略》都记载，二月以来“命礼部广选淑女”[30]，杭州、嘉兴、绍兴、仁和、钱塘、南京等地，都派出特使。四月十一日，太监屈尚忠“奏催大礼措办银两”，朱由崧批示礼部：“着该部火速挪借。”[31]显示大婚即在近日。假如广选淑女，只是一般地“充实后宫”，可以另当别论，但朱由崧是想正式立后。本来虚位以待，童氏不合此时出现，坏其好事，他无法不怀恼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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