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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姑不论，从效果看，王之明完全起到了那种作用。联想他在杭州高府、元旦观灯时的造作，大呼大叫，惟恐不引起注意，以及狱中的伤恸、受审时的从容和机智……皆有可疑或表演成分。果如此，这位所谓的“王之明”理应跻身史上顶尖间谍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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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案，大悲案以疯癫始而以糊涂了，童妃案朱由崧坚说假冒而旁人一概不服，唯一明了的其实就是王之明一案。但偏偏此案，反倒悬而不决。其纠结处，盖即黄宗羲如下概括：“天下之疑，终不可解。而中朝亦有所忌惮，不敢加害。”[90]在当局看来真相已然大白，可舆论却不以为然；有些人，一开始就想杀王之明，现在他们已有充分根据这么做，结果反而不敢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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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王之明案骗过了所有人。不光是普通民众坚信他便是崇祯太子，连朱由崧也落入圈套，认真地担心皇位难保，事先对几位讲官打招呼，暗示他们作伪证。及至王之明招承，朱由崧于如释重负之际，又做令人作呕的夸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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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泪落，连拭，不成语，继乃曰：“朕尚无子，今日侧耳宫中，惟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即迎入大内，仍为皇太子。谁知又不是。”慨伤久之。[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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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所有的人对此案又都不无利用目的，致其成为尖锐矛盾的交集物。民众藉此表达对朱由崧、奸鄙官员及国家政治的不满；阮大铖为首一伙想借刀杀人；东林—复社集团觉得这是质疑朱由崧合法性的好材料；拥兵自重的军阀则从中找到起事的口实……各种诉求在此汇聚、缠斗和冲撞，谁都不放过此事，同时谁也无法单独胜出、获利。如果再加上满清可能是幕后黑手，王之明案的复杂性简直无以复加。在这种张力十足的结构中，王之明反倒极为安全，毫无大悲、童妃之忧。事实上，案子一直拖到多铎占领南京，由多铎在公开场合亲自以太子相待，然后随之北去。神秘王之明就此消失，无人知其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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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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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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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明案是压垮弘光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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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导致弘光政权垮台的左良玉兵变，完全借“太子”事为由。乙酉年三月以来，左良玉连疏交章，谓“此事未可决于二三左右，应决于国人天下，使太子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荩”，“及再疏至，乃云‘束身赴阙，代太子受罪’”。[92]时值李自成军向东南运动，左军诸将急于躲避，逼主帅以替太子请命之名，移师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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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来太子事起，中外皆讙哗。又李自成兵日逼，良玉心动。澍（黄澍，马士英死对头）乃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方沉吟未决，中一将拂衣奋起曰：“疑事毋成！若主帅必不动者，某等请自行之。”良玉不得已，乃称奉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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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竟也是造假。没有什么“太子密诏”；左军东来，真正原因也并非伸张正义。这个朝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部习惯于造假，不单奸鄙者如此，以正义姿态出现的人，也要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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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至此，想到曾从某杂志见一文，开头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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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中国封建史，相当程度上是一部谎言史。“谎言”作为封建专制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维持专制的制度性手段，也是不断促使王朝更替的政治性因素。也许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谎言不断战胜真话的历史。[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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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就鸦片战争一些事，发表以上看法。对那段历史，笔者欠缺研究，不知其论是否切中，但以本文所谈明末情形看，颇能符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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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案”的共同特点是：一、全都涉及真假；二、全都涉及信任。前者能借《红楼梦》名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来概括，后者则恰好可由其下半句“无为有时有还无”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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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和尚是假齐王，童妃则被皇帝本人以全部名誉保证绝不是真的；至于王之明，从头到尾，实际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真实身份。而顶顶幽默的是，三案连环演绎的结果，竟是皇帝本人大有沦为天下头号假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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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讽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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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有此类议论者颇多，远不止黄、钱。我们也曾表示，欲使朱由崧变成假冒者的努力，没有道理，某种意义上也是造假。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为何正邪二途、对立双方一致想到的，都是就诚信问题做文章？略作思索，也不难回答：根因就在社会现实本身，权力者靠隐瞒事实来操控社会（从朱棣掩除“靖难”真相始），久之，引起适得其反的回馈：愈说某事为真，愈无人信；一言某事为假，却一呼百应、趋之若鹜。这是由长期现实雕刻而成的一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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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匮乏与流失，意味着对谣言的主动培育。权力崇拜极易导致错觉，以为权力无所不能，包括垄断事实、主宰视听；表面看，屡试不爽，实际则是个信用严重透支过程。人们无法与权力对抗，便以报复性方式来规避各种撒谎对自己的损害——凡由权力担保的信息，人们一概作相反的解读；哪怕原本真实、准确的信息，也一股脑儿地首先疑为欺诈。王之明案便很典型。最后，一切都将变成非理性的：凡属公开、权威的信息，都不真实；凡出于街谈巷议、不明来历或被宣布为“谣言”的，都值得信赖。公众不认为他们在“谣言”的口口相传中所迷失的真相，大于由权力编织的谎言，社会于是变成“谣言”泛滥的空间。这种情形，其实无人受益；权力的公信力瓦解，民众一方则深陷混乱乃至恐慌。然而它又极为合理；人们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对环境的适应，所谓“适者生存”，在无尽的漶漫消息淹没下，生存已不取决于“信”，而取决于“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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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恶性循环。真相愈匮乏，谣言愈有市场。弘光朝在其尾声，南京空气已为谣言所充斥，时有记载：“命五城等衙门缉讹言”[96]，“命五城等衙门缉讹言”[97]，“缉奸严密，下役四出扰害”[98]，然而毫无效果，《南疆绎史》称之“伪益言伪，疑更传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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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来看，南京“三案”，非为大悲、童妃、太子而争，所争者“真”、“假”二字而已。如李清所言：“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100]抑或文秉的概括：“朝廷之上皆曰伪，草野之间皆曰非伪。在内诸臣皆曰伪，在外诸臣皆曰非伪。”[101]社会纽带完全断裂，基本维系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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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五月十一日，朱由崧、马士英出逃后，南京市民从狱中救出王之明，拥上帝位，并抓住未及逃走的大学士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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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赝太子，辜先帝恩。”群捶之。须发尽秃。挟至之龙（忻城伯赵之龙）处，汹汹欲扑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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