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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就鸦片战争一些事,发表以上看法。对那段历史,笔者欠缺研究,不知其论是否切中,但以本文所谈明末情形看,颇能符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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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案”的共同特点是:一、全都涉及真假;二、全都涉及信任。前者能借《红楼梦》名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来概括,后者则恰好可由其下半句“无为有时有还无”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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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和尚是假齐王,童妃则被皇帝本人以全部名誉保证绝不是真的;至于王之明,从头到尾,实际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真实身份。而顶顶幽默的是,三案连环演绎的结果,竟是皇帝本人大有沦为天下头号假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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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讽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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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有此类议论者颇多,远不止黄、钱。我们也曾表示,欲使朱由崧变成假冒者的努力,没有道理,某种意义上也是造假。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为何正邪二途、对立双方一致想到的,都是就诚信问题做文章?略作思索,也不难回答:根因就在社会现实本身,权力者靠隐瞒事实来操控社会(从朱棣掩除“靖难”真相始),久之,引起适得其反的回馈:愈说某事为真,愈无人信;一言某事为假,却一呼百应、趋之若鹜。这是由长期现实雕刻而成的一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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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匮乏与流失,意味着对谣言的主动培育。权力崇拜极易导致错觉,以为权力无所不能,包括垄断事实、主宰视听;表面看,屡试不爽,实际则是个信用严重透支过程。人们无法与权力对抗,便以报复性方式来规避各种撒谎对自己的损害——凡由权力担保的信息,人们一概作相反的解读;哪怕原本真实、准确的信息,也一股脑儿地首先疑为欺诈。王之明案便很典型。最后,一切都将变成非理性的:凡属公开、权威的信息,都不真实;凡出于街谈巷议、不明来历或被宣布为“谣言”的,都值得信赖。公众不认为他们在“谣言”的口口相传中所迷失的真相,大于由权力编织的谎言,社会于是变成“谣言”泛滥的空间。这种情形,其实无人受益;权力的公信力瓦解,民众一方则深陷混乱乃至恐慌。然而它又极为合理;人们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对环境的适应,所谓“适者生存”,在无尽的漶漫消息淹没下,生存已不取决于“信”,而取决于“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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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恶性循环。真相愈匮乏,谣言愈有市场。弘光朝在其尾声,南京空气已为谣言所充斥,时有记载:“命五城等衙门缉讹言”[96],“命五城等衙门缉讹言”[97],“缉奸严密,下役四出扰害”[98],然而毫无效果,《南疆绎史》称之“伪益言伪,疑更传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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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来看,南京“三案”,非为大悲、童妃、太子而争,所争者“真”、“假”二字而已。如李清所言:“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100]抑或文秉的概括:“朝廷之上皆曰伪,草野之间皆曰非伪。在内诸臣皆曰伪,在外诸臣皆曰非伪。”[101]社会纽带完全断裂,基本维系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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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五月十一日,朱由崧、马士英出逃后,南京市民从狱中救出王之明,拥上帝位,并抓住未及逃走的大学士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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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赝太子,辜先帝恩。”群捶之。须发尽秃。挟至之龙(忻城伯赵之龙)处,汹汹欲扑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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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又感觉到别样的悲哀。群众的眼睛未必雪亮,专制之下,群众确实很容易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弘光朝在真相匮乏和谣言肆行中垮掉,而这并未变成人民的机会。他们仍被谎言笼罩,不能走出。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满怀一贯受欺骗和愚弄的愤怒,将一个骗子扶上帝位。乙酉年五月十一日这一幕,对中国人来说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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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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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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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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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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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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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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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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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据《甲乙事案》。《鹿樵纪闻》为“朱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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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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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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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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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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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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