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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就鸦片战争一些事，发表以上看法。对那段历史，笔者欠缺研究，不知其论是否切中，但以本文所谈明末情形看，颇能符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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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三案”的共同特点是：一、全都涉及真假；二、全都涉及信任。前者能借《红楼梦》名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来概括，后者则恰好可由其下半句“无为有时有还无”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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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和尚是假齐王，童妃则被皇帝本人以全部名誉保证绝不是真的；至于王之明，从头到尾，实际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真实身份。而顶顶幽默的是，三案连环演绎的结果，竟是皇帝本人大有沦为天下头号假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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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讽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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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有此类议论者颇多，远不止黄、钱。我们也曾表示，欲使朱由崧变成假冒者的努力，没有道理，某种意义上也是造假。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为何正邪二途、对立双方一致想到的，都是就诚信问题做文章？略作思索，也不难回答：根因就在社会现实本身，权力者靠隐瞒事实来操控社会（从朱棣掩除“靖难”真相始），久之，引起适得其反的回馈：愈说某事为真，愈无人信；一言某事为假，却一呼百应、趋之若鹜。这是由长期现实雕刻而成的一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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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匮乏与流失，意味着对谣言的主动培育。权力崇拜极易导致错觉，以为权力无所不能，包括垄断事实、主宰视听；表面看，屡试不爽，实际则是个信用严重透支过程。人们无法与权力对抗，便以报复性方式来规避各种撒谎对自己的损害——凡由权力担保的信息，人们一概作相反的解读；哪怕原本真实、准确的信息，也一股脑儿地首先疑为欺诈。王之明案便很典型。最后，一切都将变成非理性的：凡属公开、权威的信息，都不真实；凡出于街谈巷议、不明来历或被宣布为“谣言”的，都值得信赖。公众不认为他们在“谣言”的口口相传中所迷失的真相，大于由权力编织的谎言，社会于是变成“谣言”泛滥的空间。这种情形，其实无人受益；权力的公信力瓦解，民众一方则深陷混乱乃至恐慌。然而它又极为合理；人们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对环境的适应，所谓“适者生存”，在无尽的漶漫消息淹没下，生存已不取决于“信”，而取决于“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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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恶性循环。真相愈匮乏，谣言愈有市场。弘光朝在其尾声，南京空气已为谣言所充斥，时有记载：“命五城等衙门缉讹言”[96]，“命五城等衙门缉讹言”[97]，“缉奸严密，下役四出扰害”[98]，然而毫无效果，《南疆绎史》称之“伪益言伪，疑更传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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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来看，南京“三案”，非为大悲、童妃、太子而争，所争者“真”、“假”二字而已。如李清所言：“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100]抑或文秉的概括：“朝廷之上皆曰伪，草野之间皆曰非伪。在内诸臣皆曰伪，在外诸臣皆曰非伪。”[101]社会纽带完全断裂，基本维系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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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年五月十一日，朱由崧、马士英出逃后，南京市民从狱中救出王之明，拥上帝位，并抓住未及逃走的大学士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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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赝太子，辜先帝恩。”群捶之。须发尽秃。挟至之龙（忻城伯赵之龙）处，汹汹欲扑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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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又感觉到别样的悲哀。群众的眼睛未必雪亮，专制之下，群众确实很容易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弘光朝在真相匮乏和谣言肆行中垮掉，而这并未变成人民的机会。他们仍被谎言笼罩，不能走出。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满怀一贯受欺骗和愚弄的愤怒，将一个骗子扶上帝位。乙酉年五月十一日这一幕，对中国人来说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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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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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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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四，上海书店，1988，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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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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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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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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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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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据《甲乙事案》。《鹿樵纪闻》为“朱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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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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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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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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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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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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