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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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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高杰殒命的欢呼庆贺、落井下石和偷鸡摸狗，尚非最荒唐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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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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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举兵反自武昌。左兵之反，头绪甚多，历数之起码有这几条：一、为“北来太子”（王之明）打抱不平；二、党争，或曰对近几个月南京阮大铖等人紧锣密鼓报复、迫害东林—复社人士的反弹；三、躲避被清军赶至南方的李自成军；四、严重缺饷，找个理由就食下游；五、部队失去控制，左帅一定程度为部将挟持（其部下多出身绿林），身不由己；六、有人居间煽动和利用，这主要指黄澍所起的作用，他与马士英誓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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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交错，似清还浊。其中，左良玉同情东林、马阮搞政治迫害、左军在军饷上受到克扣，都是事实，就此，起事未为无理，乃至有一定“正义性”，《桃花扇》便持这看法。同时，的确不能排除假借仁义、暗行褊私的因素，至少从实际效果看，是主观上不顾大局、客观上为虎（满清）作伥，左良玉对此实难辞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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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清军是看见左良玉兵变，视为天赐良机而大举南侵。两件事咬合很紧，易让人误为有因果关系。但细辨时间顺序，发现仅为巧合。清廷征明的决策先此一个月，实际行动也略早于左良玉举兵日期。豫王入归德为三月二十二日，三天之后，左良玉方举兵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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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事件各自发生，清军并非因钻空子采取行动，可实际产生作用仍是对明朝构成夹击。北面连失重镇，西边狼烟弥漫，南京顾此失彼。何况叛军又非等闲，其为明军之巨无霸，规模差不多可顶四镇总和。高杰所部刚刚瘫痪，左兵又闹分裂，两月之内明朝次第失其排名一、二的劲旅，且又与满清南下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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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国史上另一屡见情形：恰当外遇强敌之时，内部纷争如火，几乎就像主动配合。所以，每每要以“攘外”、“安内”为题做文章，从中抉择。这当中，汉奸、卖国都非骂不可，诸如“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攘外必先安内”一类奇谈怪论，一定要唾弃。然而，骂与唾弃并不能消除现象，尤其是现象的原因。对中国来说，最好是不再发生这种情形，像很多国家一样，一旦有事，上下内外立即团结，一切嫌怨涣然冰释，齐心御侮。从这层看，骂不解决问题，问题要在骂之前解决，从而做到不必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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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事情都不简单，你中有我、千绕百缠，抑或就是一潭浑水。你以为里面有原则，其实连原则本身都已成为手中一张牌。故而在我国，讲原则、用原则性眼光看问题往往行不通，也是条基本经验。职是之故，我们的术策意识便格外发达，什么离坚白、知雄守雌、合纵连横，其中的教训都是说，原则既不可信更不能执。无有不可利用的，什么也都应该利用，切不能拘泥、认死理，比如，要善于从坏事中看见好事，从敌人中发现朋友。《爝火录》载：“太监高起潜奏左兵东下，闯贼尾其后，我兵击其前，自当指日授首，不须过虑。”[17]正是说，因左良玉的缘故，李自成现在已是可以借重的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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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左良玉叛乱，其本身对错是一码事，所引起的反应与对待，是另一码事。叛乱为虎作伥不假，然而，既不等于左氏此举只有挨骂的份儿，更不等于有关处置不藏猫腻。这是读这段史料时，笔者自感无法排解的烦扰。简言之，左良玉固然有错，可制裁他的人未必比他更好，也许反而更坏。中国的历史，陷阱实在是多，心思单纯真的极易误读误判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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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兵举事后，马士英在明知清兵迅猛南下的情况下，尽撤江北防线，强令各部向西集结。我们不便断言，如果清军南下同时没有左良玉兵变，马士英是否会组织对外敌的有效抵抗。我们只是知道，当兵变发生而同时面临外敌时，马士英作为国家领导人所下达的命令，是将外敌置予勿论，全力粉碎内部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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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认定的敌人是左良玉，不是满清。这好像也没太大问题。其一，左良玉确实是叛乱者，说他有“危我君父”的企图并不牵强，而那是头等罪名；其二，左兵和清兵之间，马士英认为前者较后者威胁更大、更急；这是判断问题，你可另有判断，但不可以禁止他这么判断。因此，从冠冕堂皇角度，马士英没有什么太可指责的。然而谁都知道里面有猫腻，干脆说，谁都知道马士英是公报私仇，但这话却没法摆到桌面上，因为马士英用“公”的外衣把“私”包裹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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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人们存在一个误解，以为君主制下无公权，权力是皇帝私有。肯定地说，并非那样。如果去过一些古代衙门遗址，往往能在门外见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几个字。它无疑体现了一种公权概念。包括皇帝本人在内，权力也受各种限制，不能随心所欲。中国的问题，不在缺乏公权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权私有的制度设计（当然，那时的设计达不到现代水平，但跟相同历史时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国的设计已算出众），而在于中国人通常不能信守。他从小受教育曾经接受过公权的意识，也从文章和语言上反复表示要忠于这意识，但一旦权力到手，却完全背弃所诺。这就是心口不一。这现象的根因说来就很虚渺了，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文化缺一个宗教本源，在此无暇深究。总之，中国人骨子里普遍不接受公权真正被限制与私利隔绝，并非已经当上官的人这样，一般民众如果展开对权力的幻想，多半也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兴奋点。在这意义上，马士英谈不上“中国的败类”，甚至也谈不上特别坏的中国人，实际倒不如说，他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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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满清的“潜伏者”。我曾大胆设想，倘若起事的不是左良玉，或者里面没有一个他恨之切齿的黄澍，马士英态度也许能颠倒一下，变成北兵急、叛兵不急。不幸，历史“刚好”不是这样。这么看历史，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列位有所不知，假如历史总是被各种私欲拨弄来拨弄去，它的内涵往往还真的并非想象的那样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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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就具体看看，在马士英的拨弄下，历史变得怎样地轻浮。《鹿樵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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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范还，言王师（清军）必至；士英恶之曰：“贼犹未灭，北兵不无后虑，岂能投鞭问渡？且赤壁三万，淝水八千，一战而安江左。有四镇在，何用多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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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早就了解到动态，而给予的回答，则前半可耻、后半可笑。照他的意思，李自成存在一天，明朝就一日无事，清、顺双方互掐，明朝即可安卧。这跟高起潜认为左良玉将同时受官军和“闯贼”夹击而不足为虑如出一辙。马士英还说，姑不论清兵无法脱身南顾，就算来了，亦非大难临头，摆平之，举手之劳。他凭什么底气这样足？原来有两个典故，即“赤壁三万，淝水八千”，前为三国赤壁之战，后系东晋淝水之战。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第二，胜方（东吴、东晋）国都恰好都在南京。马士英觉得，这足够说明问题了！其实类似道理，我们当代曾经也很爱讲：别人能做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以及“我们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之类。马士英也无非是这意思。历史既有先例，现实便有可能。在南京这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东吴、东晋做到的，大明为何做不到呢？你看，他也蛮有道理。但他的道理，都只在想象中成立，在实际中不成立。赤壁、淝水两战固为奇迹，分析起来却都事出有因，如北人不服水土、长江之天时地利、敌人骄兵心理……如欲历史重演，须这些因素原封不动也在现实发生作用。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跨越了一千多年，所谓物是人非，甚至人非物亦不是。即以长江天险论，公元十七世纪与公元三五百年的条件比，此天险是否还是彼天险？而马士英显然以为这无关宏旨。于是，东吴、东晋“一战而安江左”，明朝亦不难照样再来一次。当然他内心亦未必真的相信这一点，关键是借两个典故发现很好的说辞，达到抽调江北部队以应左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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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往往爱听政治家的漂亮话，政治家擅长漂亮话往往也最得民众爱戴。其实，凡是政治家讲漂亮话的地方，都因那件事不足其介怀。比如马士英提及满清，一副“何足挂齿”的睥睨之色，很豪迈很有大无畏气概。可谈起左良玉，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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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左兵破安庆，黄澍在军中，张亮（安庆巡抚）被执，士英正在擎觞，忽闻报，卮酒堕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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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中刘备被曹操说破心事的表现，一模一样。马士英的心事，是左良玉不是满清，清军非冲他而来，左良玉的旗帜可是“清君侧”。对他来说，清军是纸虎，左良玉是真虎。“马士英闻左兵东下，大惧，专理部事，不入直。”[20]为了左兵之事，马士英竟将内阁丢下不管，一头扎在兵部。两者之间，他自然有所惧，也有所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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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三报边警，命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自是长策。可法又奏：“上游左良玉，不过清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审辅臣何意朦蔽若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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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所答，显然出马士英之手。所谓“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真正含意并非字面上那么含糊，而是实际认定上游急、北兵不急。对此，史可法明确指出上游与北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一个危及宗社（国家），一个仅为朝廷内部分歧，岂能同日而语？“辅臣”一语，更是径指马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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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朱由崧召开的会议上，也爆发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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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塘报汹汹。十九辛未（四月十九日），弘光召对，士英力请亟御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宝司卿李之椿等，合词请备淮、扬。工科吴希哲等亦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弘光谕士英曰：“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厉声指诸臣对曰：“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异议者当斩！”弘光默然，诸臣咸为咋舌，于是北守愈疏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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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知道，弘光皇帝本人的意愿，确非“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而是要求守淮、扬，毋撤江防。计六奇还补充了第一手资料，那是其舅亲眼所见。后者供职南京屯田署，当时就在召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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