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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知道，弘光皇帝本人的意愿，确非“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而是要求守淮、扬，毋撤江防。计六奇还补充了第一手资料，那是其舅亲眼所见。后者供职南京屯田署，当时就在召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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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召对时，群臣俱请御北兵，弘光然之。独马士英大声面斥上曰：“不是这样讲，宁可失国于清。”云云。弘光不敢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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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时，主张“御北”的吴希哲边走边说：“贾似道弃淮、扬矣。”这应该是所有人的感受。大家心知肚明：明朝命运就此决定。奇怪的是，明知如此，而且“请御北兵”意见明明占上风，决策却仍由马士英一手握定，连弘光也“不敢言”。权力这东西，说抽象很抽象，说具体极具体；马士英的主张如此孤立，包括皇帝都站在另一边，但胜利仍属于他，这样的结果就既具体又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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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如马士英所愿，黄得功、刘良佐过江，连史可法也被迫率部离开防地。“帝手书召可法入援，可法乃命侯方俨赴泗州，而亲率师趋江宁。”可能马士英担心史可法不来，而让朱由崧以亲笔信召之，结果史可法只是劳师空返一趟，“奉诏入援，抵燕子矶，左兵已为得功所败，复令速还防。”[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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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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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以上段落，很难控制对马士英的憎厌。坦白讲，这是一种很传统的情绪，中国的读书人大多不免为之左右，此即我们历史观上深入骨髓的“骂奸臣”义愤，用这种义愤写成的小说戏剧，数不胜数。我曾就此以严嵩为题，专门写文章指出其偏颇与狭隘。饶是如此，一遇具体人和事，这种习惯情绪还是止不住往外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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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现在特意强调，不论把马士英批倒批臭何其大快人心，都只是理论上有意义，实际没意义。假如我们将明之亡，归咎于马士英；抑或假设：若非老马，明朝不至于亡，要亡也不至亡得这么快——我们的见地，就相当肤浅幼稚以至于可笑了。明朝之败，非败于马士英一人；明朝之亡，即使没有马士英也照亡无疑，包括灭亡速度都丝毫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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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朝的朽烂，是整体的、通体的。就像癌症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四处游走，摘掉一个病变器官，又从别处再长出肿瘤，医生见了，只得缝上伤口，对病人说：回家去，能吃尽管吃，想玩抓紧玩——意即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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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是明朝烂透躯体上的一个大病灶，比较显眼，比较触目惊心，仅此而已。其他病灶，或不那么昭彰，不那么著名、路人皆知，可是严重性和危害性一点不逊色。如曰不然，我们再来看看马士英等文官之外明朝国家机器的另一系统——武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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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还记得，南都定策后，史可法为南京设计了互为表里的有内外两道防线的防御圈，明军四大主力分布其间，联手呼应。此即著名的“设四藩”。眼下，四藩中原驻扬州的高杰已死，还有驻于庐、六的黄得功，驻于凤、泗的刘良佐，驻于淮安的刘泽清。其中，黄得功位置靠后，暂未与清军接触；另外二位，刘良佐和刘泽清，防地均和清军正面相向，算是首当其冲，那么他们作何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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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入淮安，总兵刘泽清遁。泽清闻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沿河竟无一人守御。北兵从容渡河，至淮安少休，即拔营南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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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淮安位置极重要，为由北而南之捷径，于此渡淮，可直抵扬州，径面南京。甲申国变后，淮安即成几乎所有南来者必经之路，显贵云集。别的不说，周、潞、崇、福四王，刘泽清、高杰等帅，都是先逃至淮安。马士英的密使杨文骢正是在淮安觅得朱由崧，然后送往南京登了大宝。此时，清军主力也走的这条路，由淮安而扬州，然后渡江。刘泽清镇淮安前，此地由漕督、淮扬巡抚路振飞把守，正规军之外，尚有乡兵劲卒数万，一度是沿淮防卫最严、组织最佳之区域，以至于对马士英本人，路振飞也毫不稍贷。定策后，马士英为给朝廷施压、取代史可法，从凤阳率兵耀武扬威经淮安赴南京，路振飞照样惩其违纪兵士。为此马士英衔恨在心，掌权后罢路振飞，以姻亲田仰代之，而田仰在淮安，与刘泽清根本沆瀣一气，不到一年，路振飞任内井然有序的局面，荡然一空。作为江淮门户，淮安虽驻重兵却形同虚设，刘泽清与清军照面也不曾打，望风而逃，“沿河竟无一人守御，北兵从容渡河”。《明季南略》叙至此，不禁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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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甲戌，清师渡淮。泽清真可斩也！然使路、王（王永吉）二公若在，当必死守，苟延时日。清师虽盛，岂能飞渡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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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刘姓大帅，坐镇凤阳的刘良佐，也与刘泽清半斤八两，唯一区别只是好像没有留下“大掠”的记录。两位肩负屏藩首都重任的大帅，前后脚，厮跟着拔腿向南而逃，在还没见着清军人影儿的情况下逃到南京附近的长江对岸。“刘泽清、刘良佐退兵近郊，百姓王诏奏：‘镇兵避清南迁，占夺民房民物。’”[27]“王永吉疏：‘弃徐万分可惜，乞敕刘泽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镇。’刘洪起报：‘北兵乘势南下，诸将逃窜，无人敢遏，恐为南京之忧。’给事中钱增疏：‘警报日至，刘泽清、刘良佐退兵近郊，平日养兵何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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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二刘并不认为自己逃跑，他们找了一个借口，亦即上列奏疏中提到的“勤王”、“入卫”。“十四丙寅，刘泽清、刘良佐各请将兵入卫，谕以防边为急。”[29]看，他们多么忠君忧国，为了扈驾、击退叛军，不辞辛劳，长途奔援……一时间，左良玉兵变成了绝佳题目，大家拿它做各式的文章。公平起见，我们得说并不只是二刘采取这种策略，那些略次要的将领也与他们“所见略同”。“方国安、牟文绶名曰御左，实避北兵而西。”[30]只是这一番忠心，连朱由崧、马士英都不领情，朝廷做出了异常强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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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骢专监镇军，凡逃军南渡，用炮打回，不许过江一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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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命运有所不同。四月十九日召对后，马士英调刘良佐过江，而命刘泽清“援扬州”。刘泽清岂肯奉命？“廿一日癸酉，刘泽清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返回淮安再次抢掠，然后西逃——北、南、东俱无出路，只有西边可窜了。然据《爝火录》，其此去并非逃窜，而是降清，降后不久即为清军所杀：“福王命刘泽清援扬州，而泽清已潜输款于大清，大清恶其反覆，磔诛之。”[32]查《东华录》，亦未见刘投降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但有他“反复”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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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镇守庐凤淮扬等处固山额真准塔等奏：“五月间，臣自徐州水陆并进，值刘泽清下副将高佑统战舰攻宿迁，官兵大败之。师次清河，泽清所部总兵马化豹、副将张思义等率兵四万，船千余艘，据淮黄三河口，连营十里。梅勒章京康喀赖同游击范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列营相距（拒），以炮击败敌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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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系六月丁卯日，即六月十六日，距明亡已一月。据《甲申朝事小纪》，“泽清迎降，归于京师。以叛案有连，至卢沟桥伏法。”[34]则其被杀，应该也在六月中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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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投降的明军主力，大概正是刘泽清部。而后，左良玉部（其时良玉已死，其子左梦庚率降）、高杰余部和刘良佐。当初以“四镇”为主体构筑起来的防御体系，不必说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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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之至此，未必是“四镇”构想和体系有问题，而在于它实际始终只是理论上的构想和体系，并未真正实施。这是败坏到骨头缝里的明朝固有特征。再合理的方案、措施，投入明朝的现实，实际都成泡影。说起来谁都知道南都定策后明朝搞了“四镇”，然而看看实际，何尝真有什么“四镇”？徒有其名，虚有其表，南京一切皆可如是观，从皇帝到制度，悉属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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