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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入淮安，总兵刘泽清遁。泽清闻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沿河竟无一人守御。北兵从容渡河，至淮安少休，即拔营南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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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淮安位置极重要，为由北而南之捷径，于此渡淮，可直抵扬州，径面南京。甲申国变后，淮安即成几乎所有南来者必经之路，显贵云集。别的不说，周、潞、崇、福四王，刘泽清、高杰等帅，都是先逃至淮安。马士英的密使杨文骢正是在淮安觅得朱由崧，然后送往南京登了大宝。此时，清军主力也走的这条路，由淮安而扬州，然后渡江。刘泽清镇淮安前，此地由漕督、淮扬巡抚路振飞把守，正规军之外，尚有乡兵劲卒数万，一度是沿淮防卫最严、组织最佳之区域，以至于对马士英本人，路振飞也毫不稍贷。定策后，马士英为给朝廷施压、取代史可法，从凤阳率兵耀武扬威经淮安赴南京，路振飞照样惩其违纪兵士。为此马士英衔恨在心，掌权后罢路振飞，以姻亲田仰代之，而田仰在淮安，与刘泽清根本沆瀣一气，不到一年，路振飞任内井然有序的局面，荡然一空。作为江淮门户，淮安虽驻重兵却形同虚设，刘泽清与清军照面也不曾打，望风而逃，“沿河竟无一人守御，北兵从容渡河”。《明季南略》叙至此，不禁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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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甲戌，清师渡淮。泽清真可斩也！然使路、王（王永吉）二公若在，当必死守，苟延时日。清师虽盛，岂能飞渡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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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刘姓大帅，坐镇凤阳的刘良佐，也与刘泽清半斤八两，唯一区别只是好像没有留下“大掠”的记录。两位肩负屏藩首都重任的大帅，前后脚，厮跟着拔腿向南而逃，在还没见着清军人影儿的情况下逃到南京附近的长江对岸。“刘泽清、刘良佐退兵近郊，百姓王诏奏：‘镇兵避清南迁，占夺民房民物。’”[27]“王永吉疏：‘弃徐万分可惜，乞敕刘泽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镇。’刘洪起报：‘北兵乘势南下，诸将逃窜，无人敢遏，恐为南京之忧。’给事中钱增疏：‘警报日至，刘泽清、刘良佐退兵近郊，平日养兵何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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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二刘并不认为自己逃跑，他们找了一个借口，亦即上列奏疏中提到的“勤王”、“入卫”。“十四丙寅，刘泽清、刘良佐各请将兵入卫，谕以防边为急。”[29]看，他们多么忠君忧国，为了扈驾、击退叛军，不辞辛劳，长途奔援……一时间，左良玉兵变成了绝佳题目，大家拿它做各式的文章。公平起见，我们得说并不只是二刘采取这种策略，那些略次要的将领也与他们“所见略同”。“方国安、牟文绶名曰御左，实避北兵而西。”[30]只是这一番忠心，连朱由崧、马士英都不领情，朝廷做出了异常强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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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骢专监镇军，凡逃军南渡，用炮打回，不许过江一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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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命运有所不同。四月十九日召对后，马士英调刘良佐过江，而命刘泽清“援扬州”。刘泽清岂肯奉命？“廿一日癸酉，刘泽清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返回淮安再次抢掠，然后西逃——北、南、东俱无出路，只有西边可窜了。然据《爝火录》，其此去并非逃窜，而是降清，降后不久即为清军所杀：“福王命刘泽清援扬州，而泽清已潜输款于大清，大清恶其反覆，磔诛之。”[32]查《东华录》，亦未见刘投降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但有他“反复”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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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镇守庐凤淮扬等处固山额真准塔等奏：“五月间，臣自徐州水陆并进，值刘泽清下副将高佑统战舰攻宿迁，官兵大败之。师次清河，泽清所部总兵马化豹、副将张思义等率兵四万，船千余艘，据淮黄三河口，连营十里。梅勒章京康喀赖同游击范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列营相距（拒），以炮击败敌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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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系六月丁卯日，即六月十六日，距明亡已一月。据《甲申朝事小纪》，“泽清迎降，归于京师。以叛案有连，至卢沟桥伏法。”[34]则其被杀，应该也在六月中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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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投降的明军主力，大概正是刘泽清部。而后，左良玉部（其时良玉已死，其子左梦庚率降）、高杰余部和刘良佐。当初以“四镇”为主体构筑起来的防御体系，不必说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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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之至此，未必是“四镇”构想和体系有问题，而在于它实际始终只是理论上的构想和体系，并未真正实施。这是败坏到骨头缝里的明朝固有特征。再合理的方案、措施，投入明朝的现实，实际都成泡影。说起来谁都知道南都定策后明朝搞了“四镇”，然而看看实际，何尝真有什么“四镇”？徒有其名，虚有其表，南京一切皆可如是观，从皇帝到制度，悉属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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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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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樵纪闻》说，自刘泽清逃走，“江北遂无一旅”[35]，整个长江以北，都对清军敞开怀抱。这是极而言之，从明军主力尤其是尚有战斗力的明军主力而言，可以这么讲。而在此之外，也还并非“遂无一旅”，例如高杰的旧部。高杰死后，这支部队的主体李成栋部驻于徐州。明清鼎革之际，李成栋可以算个名将，后来他替满清卖命时，很能打仗，从长江三角洲打到珠江三角洲，所向披靡。然而，他在徐州的表现，却十足窝囊，和明军绝大多数将领一样，毫无抵抗，唯知狂奔。然而稍有不同的是，他的狂奔较之别人还算事出有因——前面说过，高杰一死，其余三镇便在后方捅刀子，不但图谋瓜分其地，至有杀害高部诸将妻、子之意，虽然在史可法和朝廷阻止下未逞，但高杰部下之心寒可想而知。于是，清兵一到徐州，李成栋二话不说，率部弃城南逃。他们逃到扬州，那里还有高杰之子和夫人，以及众将家眷。不久闻讯清军将至扬州，再次逃跑，这回目标是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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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五月初二），高营兵南奔至京口，郑鸿逵截杀，不得渡。李成栋等奉高杰妻子北降，阮（大铖）、郑以大捷闻；士英率百官上表称贺，欲以遇众。或书于长安门曰：“弘主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羽公凯歌以休，且听阮中曲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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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影射马士英；“羽公”，郑鸿逵字；“阮”，影射阮大铖。顺便交代一下，郑鸿逵即郑芝龙之弟，郑成功亲叔父，封爵南安伯，时为京口总兵，扼守镇江，清军便是由他防区突破，登上长江南岸。投降可耻，然而，这字眼有时不免将各种情形一锅端，如果上面的记述不够清晰，我们再引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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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溃卒渡江，鸿逵掩而杀之，不下万人。余卒北走，降于大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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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可能是明朝灭亡前所获最大战果，只可惜，杀的不是敌人。设身处地，在高杰余部而言，当此绝境只怕不降也难。后来，李成栋在广东“反正”，我曾诧其何以反复若此，及见以上记载，多少有了头绪——他当初的降，原来竟是那样一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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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高两军，逃者逃、降者降，江北所剩只有扬州一座孤城和史可法一位孤零零的督师。督师易为今语，略近于前敌总司令。可这位总司令，基本光杆一个：“城内兵能战者少，可法乃闭门坚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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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高杰兵自徐州败还，投在史可法帐下，“惟阁部是听”[39]（史可法在该部威望甚高），情形不算太糟。不久，“城中哄传，许定国领大兵至，欲尽歼高氏以绝冤怼”。四月十四日，“五鼓，高兵斩关夺门而出，悉奔泰州，牲畜舟楫为之一空。”[40]扬州已无战斗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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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忽然来了一支“援兵”，乃甘肃镇李栖凤、监军道高岐凤所率四千人。然而当天就搞清楚，根本不是援兵。李、高此来，是以史可法奇货可居，“欲劫公（史可法）以应北兵”，向清军邀功。史可法正色曰：尔等欲富贵，我不阻拦；至于我，扬州就是死地。以当时情势，史可法无力制止其投降，对方同样不可能将史可法绑架而去。第二天，“李、高见公志不可夺，遂于二鼓拔营而出。”不但原班人马走掉，一支四川部队（胡尚友、韩尚良部）也随之而去。“自此备御单弱，饷不可继，城不可守矣。”[41]即便是守，也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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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向南京求援，“血疏告急，不报。”[42]以血修书，无人理睬。扬州，这明军的大本营，有如赤身裸体，无遮无拦暴露在那里，只差清军前来插上自己的旗帜。以下是综合应廷吉和史德威所述，最后十天的经过；他们一为史可法高级参谋，一为副将并于城破前由史可法收为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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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清军“环薄城下”，近距离包围了扬州。多铎开始做史可法的劝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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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双方有小规模接触，清军一股骑兵突然出现，射死数人。多铎书凡五至，史可法“皆不启封，置之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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