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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溃卒渡江，鸿逵掩而杀之，不下万人。余卒北走，降于大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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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可能是明朝灭亡前所获最大战果，只可惜，杀的不是敌人。设身处地，在高杰余部而言，当此绝境只怕不降也难。后来，李成栋在广东“反正”，我曾诧其何以反复若此，及见以上记载，多少有了头绪——他当初的降，原来竟是那样一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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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高两军，逃者逃、降者降，江北所剩只有扬州一座孤城和史可法一位孤零零的督师。督师易为今语，略近于前敌总司令。可这位总司令，基本光杆一个：“城内兵能战者少，可法乃闭门坚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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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高杰兵自徐州败还，投在史可法帐下，“惟阁部是听”[39]（史可法在该部威望甚高），情形不算太糟。不久，“城中哄传，许定国领大兵至，欲尽歼高氏以绝冤怼”。四月十四日，“五鼓，高兵斩关夺门而出，悉奔泰州，牲畜舟楫为之一空。”[40]扬州已无战斗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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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天，忽然来了一支“援兵”，乃甘肃镇李栖凤、监军道高岐凤所率四千人。然而当天就搞清楚，根本不是援兵。李、高此来，是以史可法奇货可居，“欲劫公（史可法）以应北兵”，向清军邀功。史可法正色曰：尔等欲富贵，我不阻拦；至于我，扬州就是死地。以当时情势，史可法无力制止其投降，对方同样不可能将史可法绑架而去。第二天，“李、高见公志不可夺，遂于二鼓拔营而出。”不但原班人马走掉，一支四川部队（胡尚友、韩尚良部）也随之而去。“自此备御单弱，饷不可继，城不可守矣。”[41]即便是守，也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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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向南京求援，“血疏告急，不报。”[42]以血修书，无人理睬。扬州，这明军的大本营，有如赤身裸体，无遮无拦暴露在那里，只差清军前来插上自己的旗帜。以下是综合应廷吉和史德威所述，最后十天的经过；他们一为史可法高级参谋，一为副将并于城破前由史可法收为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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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清军“环薄城下”，近距离包围了扬州。多铎开始做史可法的劝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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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双方有小规模接触，清军一股骑兵突然出现，射死数人。多铎书凡五至，史可法“皆不启封，置之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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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城守毖严。公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史可法收史德威为义子，以五封遗书相托，并告以遗愿：“我既死，当收葬太祖高皇帝之侧，万一不能，即葬于梅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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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总算有一点好消息，兵部职方司主事何刚、提督总镇刘肇基各率数百人赶到。当然，他们的加入更多仅具气节的意义。几天后，刘肇基巷战死，何刚“以弓弦自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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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清军仍在等待他们的红衣大炮，同时继续劝降。“豫王又持书来说”，算来这已是多铎送来的第七封劝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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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李栖凤、高岐凤率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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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李、高未能得逞，离城；川军胡尚友、韩尚良部随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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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清军红衣大炮运至。明军一支运粮队在城外为清军所劫，“焚毁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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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北兵试炮，飞至郡堂，弹重十斤四两，满城惶悚。”夜，清军正式攻城，“炮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缘墙而上，城上鼎沸，遂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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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攻打愈急”，炮火强劲，“铅弹大者如罍，堞堕不能修，以大袋沉泥填之”。“巨炮摧西北隅，崩声如雷，城遂陷。”随即巷战，刘肇基率四百人战至最后一刻；史可法被执，被带到新城南门楼见多铎，再次拒降。多铎说：“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遂遇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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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的抵抗是象征性的，实力过于悬殊，使抵抗没有实质内容。但这是清军南侵之后，脚步唯一的停顿，也是它被迫拉开架势实施的唯一攻城战。对于明朝，扬州则是第一座被攻破而非主动投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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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满清终于见识中国并非只有丑类、败类，也有品质高贵之人。自入关以来，他们似乎一直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当丑恶和败类一个个逃之夭夭后，扬州突然变得无比纯粹，短暂几天中，它有幸成为一座正人君子的城池。而这样的城池，多少可为污浊的中国挽回一些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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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以必死之念，在无望中等候敌人，纯然只为证明点什么。其实，将近一年他都是如此：在局势，事不可为；在个人，绝不放弃。好在他不算完全孤立，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最后与之为伍、共同挺立于扬州的，还有数十人。孟森《任民育》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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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城官属，明知肝脑不日涂地，而一息尚存，誓不远引规避，若扬州知府任民育以下数十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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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有扬州知府任民育，他在城破后，郑重换上明朝官服，端坐大堂、恭候敌人，说：“此吾土也，当死此。”有吴尔壎，去年他在北京经不住闯军拷打而屈降，引为奇耻，“南归谒可法，请从军赎罪，断一指，畀友人祝渊寄其家曰：‘我他日不归，以指葬可也。’”[45]城破，投井而亡。有副总兵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巷战死。”当然，还有何刚、刘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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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数十人可证中国非无人，而是人非所用、用非所人，亦即前面所陈偏爱奖劣惩优、与优胜劣汰的自然道理背道而驰那种奇怪趋势。很意外地，连弘光帝也晓得这一点。一次，钱谦益论及当用某人，朱由崧这样说：“国家何尝不收人，只是收来不得其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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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扬州，也迫使满清露出真面目。之前，它一直努力克制和隐匿本相，现在这苦心尽付东流，一夜之间回到关外，回到素喜屠城的努尔哈赤时代。扬州屠城之种种，王秀楚《扬州十日记》备述极详，笔者不再添足。我只想说，扬州一案除了惨绝人寰，也是另一鉴证；即十七世纪中国在被征服过程中，并不只有一味顺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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