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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彪佳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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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彪佳出身仕宦，其父祁承爜乃藏书大家，祁氏“澹生堂”藏书冠诸一方。祁彪佳为刘宗周弟子，南都立，史可法派之往苏松处理民乱，后因阮大铖欲加害，辞归。清兵下杭州，先于乃师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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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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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三位皇帝爱新觉罗·胤禛，曾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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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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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雍正六年（1728），他讯问吕留良案要犯曾静的过程中，逐条批驳吕氏言论时所说。在他而言，以上每个字皆得谓之掷地有声、凿然可据。我们先前的讲述，不少地方也颇能为他佐证。总之，从历史事实角度乃至从道义角度，朱明被满清取代，算得上情理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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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的情形则不如人愿。到吕案发生时，满清入主中国已有八十余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汉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仍然很顽强地抗拒满清统治，对明朝念念不忘。这让雍正觉得全然不可理喻。清初与晚明，二者气象之不同，孰明孰暗，昭昭在目。一个繁荣昌盛，一个腐朽没落；一个蒸蒸日上，一个暗无天光。谁应被歌颂赞美，谁应被批判唾弃，难道不一目了然么？可吕留良、曾静之流，罔顾事实，偏偏将丑陋不堪的明朝抱住不放，对蓬勃强大的清朝（《大义觉迷录》几次提到清朝版图的伟大）却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种人，说他们“丧心昧理”有什么不贴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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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定意义上，道理在雍正这边，在清朝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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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明朝活该灭亡，不亡无天理，“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无论取代者谁，兴许也不比它更糟。如着眼于“实际”，满清的入主还给中国带来诸多“好处”：一、它将半世纪的战乱敉平了，这意味着大规模死亡终得遏止：“明代末年，在战争、灾荒和瘟疫的三重打击下，中国人口减少了4000万”[2]，“康熙十七年南方、北方人口合计约为1.6亿。康熙十七年以后，中国人口走出明末以来的低谷，开始了新的发展。”[3]二、疆土大大拓展，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别有明万历十年（1582）图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图，比较一下，差距惊人，整个蒙古、新疆和台湾，均于清朝并入中国版图。事实上，西藏也是；明虽设有“乌思藏宣慰司”，但仅为名义所属，并非实际控制，亦即不是中国一个行省。三、从一般人民“过日子”角度，比明末强太多，赋税总体上有相当的减轻（这也是因为有晚明做陪衬的缘故，后者在贪腐和战祸两个重压下，闹得太不像话），吏治大体肃清，人民基本可说“安居乐业”。以米价论，崇祯十六年每石值银三点三两（此仅指北京米价，至于别地，崇祯初即可高达每石值银四两）[4]；而“清初米价，正常价格，约在每公石合制钱六百文到八百文左右”，大致折银每石不足或略多于一两，雍正九年至乾隆五年之间，甚至低至每石不到四百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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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好处或实利，相当诱人和巨大。也因它，后来历史渐渐变成一笔糊涂账。例如有关洪承畴的是是非非。辛亥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直接取自朱元璋，意思当然是眼下的反清与朱元璋当年反元一脉相承。而据洪氏后人称，孙中山在日本筹款时，洪家一位旅日华侨洪汝辉见到他，当面提问：“先生致力于推翻满清政权，此固正确无疑。但对我祖文襄公事情有何评价？”孙答：“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表了这个态，复赠《赞洪文襄》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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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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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灵涂炭”，尤其在清兵入关后，北方所以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比以后的日寇严重得多，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杀，满清则起码搞了扬州、江阴、嘉定三次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谁不知”，大概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用比较俗白的话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大大扩张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我们对那件事便抱了好感与好评。京戏有《洪母骂畴》，演传闻已殉国的洪承畴，突然归家，母亲见他身着“胡服”，不由怒骂。这情节纯属演义（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过得好好的，顺治九年卒[7]），但孙中山诗中“安裔换清衣”的句子，却与剧情构成奇异的反差，“换清衣”为洪母所骂，在诗句里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气概，以一人之忍辱换来全体汉裔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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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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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洪承畴身上，不光后来汉人算糊涂账，满清出于本身需要也搅浑水。本来，所谓洪承畴劳苦功高，起码对满清而言确实如此。他的投降，是满清在关外时取得的重大突破。入关后，在搞定南中国过程中，洪氏更居功至伟。江南既下，洪承畴便受命为江南总督，在这抵抗最激烈的区域，充分发挥才智以及本身为“南人”的种种优势，软硬兼施，宵旰吐握，为清朝啃下这块硬骨头做出不可埋没的贡献。之后，领衔平定西南那终极之战，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缅甸只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后一年多病故。自归降至终，洪承畴对清朝来说可谓“死，而后已”了。然而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却被清朝列入《贰臣传》。这个“贰”字怎讲？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忠贞不贰”，洪承畴原为明臣、后降满清，显然没做到这一点，所以便“贰”了。这种情况，倘由明朝贬为“贰臣”还差不多，到头来竟是清朝给了他这样的评介。当然，“贰臣”还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传》，里面是些更坏的人。再者《贰臣传》亦非专门针对洪承畴，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员都列在其中。为什么通通一棍打死？且看乾隆上谕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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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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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点名的降臣，情形并不一致。像吴梅村，虽然归附却悔意颇浓；像洪承畴，则并不三心二意，始终着实用命。对此，朝廷本当采取不同政策，区别对待；结果一视同仁，洪承畴虽“鞠躬尽瘁”，也仍然落个“贰臣”下场。所以这么搞，乾隆倒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当时为了得中国“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如今，“事后平情而论”，则叛变行径不能鼓励，而要“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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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关洪承畴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后来在不屑、鄙夷中将他一脚踢开；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后来反而对他赞赏有加，认为可以名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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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历史功利的一面，或者实利地对待历史而取的态度。雍正讯问吕案，振振有辞批判吕留良对于反清复明执迷不悟，也是从实利角度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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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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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莫非是睁眼瞎？比之前明，大清带来多少实惠、好处，“三尺之童亦皆洞晓”，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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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历史只有实利一种角度，道理肯定都在雍正和清朝一边，吕留良那种人和事也会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然而，并不只有这种角度。对于实利这一面，吕留良辈未必瞧不见，甚至未必否认。他们不一定不知道清朝的“好”和明朝的“不好”，就事论事，他们或许可以承认雍正所指出的并不差。就此大概用得着围棋里一句话：“胜负不在这里。”雍正所提质疑，与反清义士胸中所抱苦闷，不在同一层面。雍正觉得，大家有好日子过，岂不就万事大吉，还抱怨什么？反清义士却认为，“好日子”不表示一切；“好日子”之外，有更值得重视和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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