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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朝事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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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五月，王师下江南。六月，下杭州，潞王常淓降。宗周方食，闻报，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有以既谢事劝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可以死，犹可以不死，主上自弃其社稷也，尚望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身不在位，不当与土为存亡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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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允彝一样，他也谈了关于死的决定和思考。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一身无现职，二尚有望于中兴；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朱由崧自弃社稷，未足为之放弃国家的希望；如今，杭州亦降，国土沦亡，身何所托？可以看出，他的决定冷静而有条理，是一步步推究而来，故而无可动摇。他于澄明的反思下，以内省者的安详，去完成毕生最终的求义：“出辞祖墓”，从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未死，为人扶出；之后开始绝食，绝食二十三天，仍未死；继而禁水，连续十三天滴水不沾，其间“与门人问答如平时”[21]，闰六月八日，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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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书行之间，渐次跟踪刘宗周三十六天的漫长死亡经历，一个内外静穆的思想者雕像，凿然而立。我们景仰托尔斯泰、甘地那样的人物，以为中国不曾在精神专注、肃然、坚忍及强大上有堪与比美并论者，刘宗周的死亡仪式以其不动如山的内心世界，完全扭转了我的看法。由此，进而追询文化与精神上我们如今为何难以摆脱一种“自卑”或不足，方意识到是因刘宗周这样的人和事，离我们已太过遥远，而目力所及却无从寻找这种沉潜的意志和自持力。从满清起，对知识者的精神戕害和人格矮化持之以恒，致其一如龚自珍“病梅馆”中的病梅。就此言，刘子之死对中国精神史而言实有深远的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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蕺山门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师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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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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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在《自题》中，黄宗羲将自己一生划为三段：“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党人”指少年时代因父亲黄尊素身陷党祸举家受迫害，“游侠”即明亡后长期抗清和流亡生涯，“儒林”指五十岁后致力于历史反思和思想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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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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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明末著名士大夫，与陈子龙共创几社，并入复社后为松江府复社之长。乙酉清军下江南，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沉以死。子夏完淳，幼以神童名，“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父死后如孤魂野鬼，矢志反清，旋被捕，被洪承畴杀于南京，年方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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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江渔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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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作于丁未年（1667）。乃父徐汧乙酉殉国，枋欲从死，父止之，遂以遗民终一世，艰贫备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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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兵至杭州，彪佳约刘宗周起义，不果。及贝勒檄诸生投谒，彪佳语妻商氏曰：“此非辞命所能却，若身至杭州，辞以疾，或得归耳。”阳为治装将行者，家人信之不为意。至夜分，潜出寓园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书于几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殓我。”其从容就义如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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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为“宁静之死”所打动。查《祁彪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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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六月）初四日，叔父及文载弟、奕远侄皆有书来，力劝予出武林（杭州地名）一见。云：“一见则舒亲族之祸，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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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日记最后一篇，下有注曰：“先祖忠敏公所纪止于是日，初六日五鼓殉节。”从中可知，祁氏之死确系“贝勒檄诸生投谒”所致，而他既决不肯，又不愿连累亲族，于是安然诀爱妻，黎明前独死。他死后，女儿德茞写《哭父诗》：“国耻臣心在，亲恩子报难。”上半句明大义，下半句言亲情；“在”“难”二字，一铸尊严，一写伤恸，“时人传诵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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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并不出名的刘门弟子王毓蓍，老师绝食期间，他上书说：“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王炎午是南宋太学生，曾作《生祭文丞相》文，“速文丞相死”。自然，那并不是担心文天祥怕死，而是以这方式互激正气。王毓蓍引此典故，除了相同的意思，还隐含自己将死在老师前头的决心。以下情节，风流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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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我辈皆声色中人，久则难持，及今早死为愈。”至是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死，乡人私谥正义先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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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们平常人眼中，王毓蓍已是拔俗的英雄；而他却在行大义之前，冷冷谈论自己人格的不足，认为不配攀附陶渊明，不必将自己想象为陶渊明第二，因为没有那种定力。连同为自己安排的就义方式，也包含不讳缺陷的意识，最后一次痛享人生之乐，“携灯出门，投柳桥下”。他一边向生命投以眷爱，一边却舍了生命。死得通透，死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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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