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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江渔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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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作于丁未年（1667）。乃父徐汧乙酉殉国，枋欲从死，父止之，遂以遗民终一世，艰贫备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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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兵至杭州，彪佳约刘宗周起义，不果。及贝勒檄诸生投谒，彪佳语妻商氏曰：“此非辞命所能却，若身至杭州，辞以疾，或得归耳。”阳为治装将行者，家人信之不为意。至夜分，潜出寓园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书于几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殓我。”其从容就义如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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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为“宁静之死”所打动。查《祁彪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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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六月）初四日，叔父及文载弟、奕远侄皆有书来，力劝予出武林（杭州地名）一见。云：“一见则舒亲族之祸，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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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日记最后一篇，下有注曰：“先祖忠敏公所纪止于是日，初六日五鼓殉节。”从中可知，祁氏之死确系“贝勒檄诸生投谒”所致，而他既决不肯，又不愿连累亲族，于是安然诀爱妻，黎明前独死。他死后，女儿德茞写《哭父诗》：“国耻臣心在，亲恩子报难。”上半句明大义，下半句言亲情；“在”“难”二字，一铸尊严，一写伤恸，“时人传诵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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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并不出名的刘门弟子王毓蓍，老师绝食期间，他上书说：“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王炎午是南宋太学生，曾作《生祭文丞相》文，“速文丞相死”。自然，那并不是担心文天祥怕死，而是以这方式互激正气。王毓蓍引此典故，除了相同的意思，还隐含自己将死在老师前头的决心。以下情节，风流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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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我辈皆声色中人，久则难持，及今早死为愈。”至是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死，乡人私谥正义先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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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们平常人眼中，王毓蓍已是拔俗的英雄；而他却在行大义之前，冷冷谈论自己人格的不足，认为不配攀附陶渊明，不必将自己想象为陶渊明第二，因为没有那种定力。连同为自己安排的就义方式，也包含不讳缺陷的意识，最后一次痛享人生之乐，“携灯出门，投柳桥下”。他一边向生命投以眷爱，一边却舍了生命。死得通透，死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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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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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严格意义讲，上述诸人不算明遗民。他们怀抱与国土共存亡之旨，国不存，己亦亡，选择牺牲，拒绝入清。他们属于殉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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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不曾死。他们随着时间，自然而然进入清朝，却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截断与现实的关系，在个人范围守住对明朝的认同。他们身托于清而心存乎明，乃真正之“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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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由明入清，有各自不同的情形。最常见的为三种，一是明亡后不弃武装反抗多年者，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在此列；二是认为与其一死、不玷清白，不如不死，留在世上跟清朝捣乱，作个人抗争者；三是一度惜命不死，乃至觍颜乞生、身有污点，日后终能迷途知返、晚节自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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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形，我们讲一个例子：叶尚高（一作尚皋）。他是浙江乐清人，诸生。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浙江士子一时殉国颇多，叶尚高则明确表示了不赞同。他有如下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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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自经于沟渎，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为怒骂，使乱臣失色，贼子寒心，则吾死且无遗恨也。故或赋诗以见志，或托物以寄情，或击柝于中宵，或持铎于长夜，无非提醒斯世，使人类不等于禽兽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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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绝非逃避死，更非怕死。而是觉得，一死了之多少有些草草、未尽余力。活着，“托之佯狂”，无论赋诗、借题发挥、在静夜中闹出动静……虽无济于事，却是一种表示、一种警醒，抑或骚扰。此意实与鲁迅《狂人日记》同。他确实这么身体力行，俞樾《荟蕞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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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狂生叶尚皋，字天章。顺治丙戌（1646）秋，瓯（温州别称）始归附。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或优人状。家有妻女，皆弃不顾。夜则偃卧市旁，或数日不食，如是者八阅月。丁亥（1647）仲春上丁（即丁祭，祭孔之日），狂益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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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尚存之一息，尽用于抗争，而不愿徒死。他其实是要以这种方式，通向死亡。“陈诗孔子庙，横甚。”于是被抓。入了监牢，他知自己已尽完了最后的气力，“一日，取毫楮作自叙，赋《绝命诗》，以手扼吭而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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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非因苟且，而是视为余力，去做个人的拼争。这是从叶尚高到吕留良，很多明遗民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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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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