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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奏销案起，绅士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闻奉有免解来京指挥，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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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悸”是关键，当局想要的大抵在此。而当时汉族知识界对于奏销案的深刻用意，其实了然于心、洞如观火。《景船斋杂记》载，福建考生崔殿生“素志欲谒孔林”，他趁去北京“入对”之便，造访曲阜孔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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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裔（孔府继承人）密语殿生云：“暮秋八月，陵（孔氏陵墓，即孔林）中哭声动天地，百里尽闻，三昼夜而止，其吾道将衰乎？”比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殆先征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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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未必果有，虚构可能性大；然而，不在事真，而在叙事中透出的“舆情”——亦即士林普遍认为，奏销案明里整顿赋税，实质则是整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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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奏销案相穿插，又有哭庙一案。哭庙与奏销，有关联、有区别。关联为俱因钱粮而起，幕后黑手都是朱国治。区别是：一、哭庙案仅限苏州一地；二、士绅首先发难；三、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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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顺治十七年底，苏州府吴县来了一位新任长官，名叫任维初。初来乍到，就很强势，威风八面。说：“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攸关。国课不完备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打破常规，天天追讨，不惜大棍伺候。皂隶若打得轻些，会遭责骂。被打者如因疼痛出声，“则大怒，必令隶扼其首，使无声”。每个受责者，鲜血淋漓，难于立起。不久，有一人竟然当场杖毙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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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任的如此狠刻，倘若尽其公职也还罢了，然自古以来，并无不贪之官吏却如狼似虎者。任维初疯狂追讨，原是借机牟利，他将追讨来的米粮克扣一部分，交付总兵吴行之卖掉，“计其所得三千余石”。“三百年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消息走漏，“诸生倪用宾等，遂有哭庙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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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庙”之“哭”，指顺治皇帝死讯到来后，地方举行的悼念活动；“庙”，即文庙、孔庙。所谓“哭庙案”，便是苏州知识界在悼念顺治皇帝的集会中发生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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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部分士子从有关方面讨得文庙钥匙，举行悼念活动，“诸生踵至者百有余人”。人一多，自然聚在一起议论任维初的贪黩，群情汹然。有人似乎有备而来，拿出一张揭帖（请愿书），大家都赞同附和。于是“鸣钟伐鼓，旋至府堂”，从文庙转往官衙。当时，抚臣朱国治、道臣王纪与府县各官，刚好都在苏州。消息传出，又有上千诸生赶到，“号泣而来，欲逐任令”。朱国治“大骇”，当即下令逮捕请愿者。“众见上官怒，遂尔星散”，只抓到十一人。道臣王纪不明就里，想秉公而断，居然当真将任维初、吴行之抓来拷问，得供：“犯官到县止二月，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不得已而粜粮耳。”抚台，即朱国治——原来，真正的硕鼠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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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搞到了朱国治的头上，后果可想而知。长话短说，朱国治从王纪那偷走口供，而以伪造的掉包。同时迅速打报告给朝廷，将事件定为抗粮和惊扰先帝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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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吴县钱粮历年逋欠，沿成旧例，稍加严比，便肆毒螯。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有司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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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这是反政府；纵容之，“邪气”上升、“正气”受挫。京师闻报，正中下怀，立遣四位满大人，“公同确议，拟罪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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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理应于苏州处置，却临时改在江宁（南京）异地审理，“盖抚臣恐民心有变，故在江宁会审。”四月初四日起解，“任维初乘马，从而去者，披甲数骑”，与十一位诸生待遇对照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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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各械系，每人有公差二人为解头，披甲数十骑拥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从旁睨，不能通一语。稍近，则披甲鞭子乱打，十一人行稍缓亦如之。父兄子弟见者，惟有饮泣而已。三日，到江宁，即发满洲城。任维初至则召保，日与衙役三四辈饮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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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时，十一诸生起初仍以任维初贪污情节对，四位满大人斥道：“我方问谋反，尔乃以粜粮为辞耶！每人一夹棍，三十板。”朝廷只想挖掘“反动分子”，对贪官没兴趣。案子走向，开始即如此。之后，复逮七人到案，其中有才子金圣叹。四月底定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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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倪用宾，平日不告知县任维初，乃于初二日遗诏方临，辄行纠众聚党，在举哀公所要打知县，跪递匿名揭帖。鸣钟伐鼓，招呼数千人，摇动人心，聚众倡乱，大干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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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十八人“不分首从，立决处斩”。至于任维初，“既无过犯，相应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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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维初五月一日回县复任，一到衙，即声言：“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五月二十日，朱国治也到苏州，籍没所有案犯之家，“各家细软财物，劫掠一空。夫人及眷等，皆就狱。”“城中讹言大起，有言尽洗一乡者，有言屠及一城者。人心惶惶，比户皆恐。”民间有两种议论，一种是怨怪：“众秀才何苦作此事！”另一种认为：“都堂欲如此耳，何与众秀才事！”不乏因害怕而“远避他乡”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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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犯引颈受戮，时在七月十二日，场面甚血腥。当日一同处死者，有十案一百二十人。《丹午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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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凌迟廿八人，斩八十九人，绞四人，分五处行刑。抗粮及无为教案，斩于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围之，抚（朱国治）监斩。辰刻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土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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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暗于诗中论之：“巧将漕粟售金银，枉法坑儒十八人。”“中丞杀士有余嗔，罗织犹能毒缙绅。”[74]可见当时舆论已知该案意在“坑儒”、“杀士”，经济案其表而文字狱其里。当代却有学者说：“一般士子家庭被追扑实与其缺乏基本的赋役知识有关”[75]，不解满清深意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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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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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销、哭庙两案，实为清初矛盾所必至者，纵不演于此时此地，亦终当现于彼时别处。那是一种很大很深的矛盾。可惜，经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加以鸦片战争后中西矛盾的遮蔽或视线转移，我们国人早已忘掉抑或不知自己历史曾有那样重大的矛盾发生，而这正是眼下所论的由明入清之际“遗民现象”之内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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