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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63﹞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揆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至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士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膂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筅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使士兵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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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还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的部队保留了古老而朴素的农村作风，有时也和卫所内来自军户的部队并肩作战。他们日常的军饷，大体和在农村中充当短工的收入相等，但另设重赏以鼓励士气，一个敌军的头颅，赏额高达白银三十两。﹝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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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65﹞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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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他还为火器规定了一个保险系数，有多少不能着火，又有多少虽能着火而不能给敌人以损害。他认为一个士兵如果在作战时把平日所学的武艺用上10％，可以在格斗中取胜；用上20％，可以以一敌五；要是用上50％，就可以纵横无敌。﹝66﹞这种考虑丝毫也不是出于悲观怯懦，而是战场上白刃交加的残酷现实，迫使一位高级将领决不能姑息部下，也决不能姑息自己：在平日，他要求士兵作一丝不苟的训练，哪怕伤筋断骨也在所不惜；在临战前，他就要求自己绞尽脑汁，以期准确地判断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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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侦察连每隔两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黑两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用泥土塑成地形的模型。﹝68﹞能够作这样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他的掌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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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在1563年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官中的最高职衔。虽然如此，现实环境却很少允许他去制订整体的战略方针。可以说，他的部队始终只是一个战术单位。火器既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南方的水田也使骑兵不能往来驰骋，所以无法创造出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战术。就是在步兵战术的范围内，他也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所常用的战术是使用精锐突破敌人防御线中突出的一角。﹝69﹞这些地方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形有利，极难攻破。但是他的部队总是以出敌意外的方式迅速接近敌阵，迫使对方在慌乱中仓猝应战，而使己方从不利转为有利。获得这样的战果，端赖于平日严格训练下所养成的坚毅精神和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此外，以伏兵制胜敌人也为戚家军所独擅胜场，因为士兵的装备轻便，可以灵活地移动和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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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战中，总兵戚继光不惜初期接战的损失。经验告诉他，战斗无非是击破敌方的军事组织。如果以雷霆万钧之力，加于对方组织重点之上，则其配转运活的枢纽既被消灭，其全局必迅速瓦解。而对付倭寇这样的敌人，只要日本人被击败，中国方面的胁从者大多就会放下武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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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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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的例外，则为仙游之役。当时仙游被围已一月，戚家军驰赴救援，血战于城外，双方坚持又逾二旬。至1564年1月倭寇大败而逃，戚继光穷追不舍，肃清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71﹞剩下的海盗绝大多数已属中国人，他们在浙江福建一带也难于存身，之后就流窜到广东境内。用不着多说，本朝的抗倭战争业已大功告成，剩下的残余海盗当然有待于继续荡平，不过这已经属于中国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国际间的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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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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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有时会乘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出现于队伍的最前列。据说他有一次还实际参加战斗，弄得两肘沾满了鲜血。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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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蓟州任职达十五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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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手供应给养。于是这些武将们唯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75﹞虽说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授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大干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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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边镇和南方的军区情况截然不同，其威胁来自边外的游牧民族。每当天时亢旱，蒙古的骑兵部队就会按照他们的成例犯边掠夺。他们的军事特点在于流动性和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在集中来犯的时候，一次可以动员十万名骑兵，当时俺答曾经把各部落联成一个大同盟，东西连亘两千里，使官军束手无策。﹝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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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为华北九镇之一，﹝78﹞还有一部分从内地卫所调来的士兵，他们的服役期只限于蒙古人犯边可能性最大的几个月。实际上他们也很少亲身服役，只要缴纳一定的银两可以雇人替代，而所缴的银数又和雇代实际所需的饷银不同。总而言之，全镇的人员和粮饷从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的方法获得，有的还只在账本上存在。这样，不仅他们的数量难以弄清，他们的质量也是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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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松散的组织和军需上的缺乏统一，看来不全是出于无意识的安排。一个办事效率极高的将领常常会以自己的意见作为各种问题的总答案，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跋扈专擅；而这样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京畿据守，也常常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79﹞所以戚继光改进武备的一切努力，都必然遇到重重的阻碍，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文官集团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又有历史传统的成例作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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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幸运，谭纶和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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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在戚继光北调的前几个月才出任内阁大学士，之后还要经过一番周折，才成了本朝第一位政治家。然而他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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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学士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80﹞他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讦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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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军镇的军备改革，按照这样的程序顺利地进行。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十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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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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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哪怕是谭、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褊袒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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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89﹞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士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邸，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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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十万铁骑突然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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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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