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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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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1―62；《明代名人传》页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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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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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春明梦馀录》卷6页65，书中未叙及戚名，但称“蓟镇将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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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止止堂集·横槊稿下》页20、22、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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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张居正书牍》卷4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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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明史》卷212页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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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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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纪效新书》卷16；《练兵实纪》杂集卷3页18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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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四部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八集部别集类存目评论戚继光《止止堂集》，“多及阴骘果报神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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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例如张瀚所著《松窗梦语》，黄暐所著《篷窗类纪》，都有很多阴骘善恶果报的故事，有时涉及著者家人。戚继光一方面谈及超自然力量；一方面又说：“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他又在训话时说：“且知道经佛法，说天堂地狱，说轮回报应，人便听信他，天下人走进庙里的便怕他。你们如今把我的号令当道经佛法一般听信，当轮回报应一般惧怕，人人遵守，个个敬服，这便是万人一心了。”以上见《练兵实纪》杂集卷3页191、卷4页212。于此可见其为人复杂，非简单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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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皇明经世文编》卷350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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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练兵实纪》杂集卷4页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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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张懋修题于《张居正书牍》卷5页19之附记。参考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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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国朝献征录》卷106页62；谢、宁合著《戚继光》页149。汪道昆亦与张居正不相得，见《明代名人传》页1427―1430。但汪作墓志铭时退休已久，此中未提及个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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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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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年，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李贽的著作不容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这些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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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的评论者，竟说李贽站到了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批判了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2﹞在这种语调中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也就是说，写信的人并没有能以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看透社会的痼弊，立下“与汝偕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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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贽对这个社会具有理智上的关心，则属毫无疑义。这种关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处，在它的后面有社会经济的背景，也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特别的关联，而其个人的心理上和哲学上的特点尤其不能忽视。﹝3﹞这些条件只能更把李贽构成为一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一位在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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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发为僧，时年六十一。剃发的原因是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遁世，不论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当被捕后接受讯问，他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5﹞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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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贽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李贽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6﹞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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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于1527年生于福建泉州。他的家族原姓林，后来改姓李。六世祖林驽是泉州的巨商，以贸易往来于波斯湾，娶“色目女”，可能就是印度欧罗巴种的女人。在其后相当的时间内，他的祖先仍然和混血的家庭和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往来，一直到曾祖父一代，他家庭中的国际色彩才归于消失，李贽本人则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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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李贽这一代，他的家道早已中落。1552年，他得中举人。中举后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再耐心拼得进士及第的资格，即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之后，他多年沉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1559年，又因为父亲死去而停职丁忧。服满后入京求职，等待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得到了一个国子监教官的职位。候补期间，以教书糊口。他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但除了大女儿以外，其他都不幸夭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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