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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人无辜杀我的祖父、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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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人无私帮助叶赫部与我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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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人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打猎，侵扰我部落村庄，处死我部派到广宁的十个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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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人擅自越界，出兵援助叶赫部，将我早年聘娶的女人转嫁给蒙古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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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柴河、三岔、抚安三地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地盘，明人却不许我们在其 上耕种，遣兵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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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叶赫部倒施逆行，弄得天怒人怨，明人却偏信他们的鬼话，派使者来污辱我、数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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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明国君既为天下共主，不应该对我有偏见，更不应该违抗上天的旨意协助叶赫部与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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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大恨”里面，其实只有第一条还算说得过去，但杀其祖、父一事，已事过多年，而且赔也赔了，赏也赏了，努尔哈赤也接受了，现在还拿来讲，气势多少有所打折，于是只好翻来覆去地指责明朝廷向着叶赫部拉偏架，不惜擅自越界，援助叶赫部，伙同叶赫部派使者来污辱女真、责女真擅杀，帮助叶赫部，转嫁女人，等等，等等，唠唠叨叨的将明朝数落一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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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七大恨”，其真正用意不过是“以兴问罪之名，乘间窃发，基图渐大，渐可蚕食，此奴之本志也”！（《明神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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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率军“乘隙突入”，迅速攻陷抚顺，接着又连下东州、马根单等五百余城堡，掠明帝国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随后又击败明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的一万多援兵，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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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170690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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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五、杨镐出征，进剿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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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兵部尚书黄嘉善言：“经略杨镐咨称奴酋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额兵不过六万，除城堡驿站差拨外，实在仅二万余，又各有防守之责，今合蓟镇援兵仅三万有余，选调宣大山西延宁甘固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及辽镇召募新兵二万，通共未满八万，将来分派，数路不免气势单薄。今刘 议调各上司马步兵丁通计二万有奇，皆本官统驭旧人，矫捷善战，然其中有不得不裁者，如……总计征调汉土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参将吴文杰等分统之，星 夜兼程赴辽，一切安家行粮，或借支本处堪动银两，或那给解京钱粮庶于危镇有济。”（《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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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兵部尚书黄嘉善给万历皇帝上的一份奏疏，主要是在萨尔浒大战前明、金双方实力的对比，其中对明兵力的集结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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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过激行为让百病缠身的万历怎么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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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看来，辽东丧师失地，明建立了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他决定在辽东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彻底摧毁后金军事实力。他在朝堂上发话说：“狡虏计陷边城，一切防剿事宜行，该地方官相机处置。”（《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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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郑重交代兵部、户部等大臣：“内帑空虚，尔部便将马价等银照数给发，户部应发饷银亦着尽力措处，文武官务殚心协谋，共图捍圉，恢复事完，分别赏罚，如有疏虞，必罪不宥，其大举征剿事还着九卿科道会议。”（《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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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卿科道会议的结果是：荐举杨镐为辽东经略，负责征剿努尔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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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镐，字京甫，号风筠，商丘（今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大家推举他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文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事人才，而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军事人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好理解，但为什么要求他是文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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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实行以文制武的制度，采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方针。的确，相对武将而言，文臣对帝王的统治所构成的威胁比较小。明承宋制，为了加强君权，就重用文臣，通过财权、人事权、兵马调拨权等等打压武将势力，控制军权，从而更稳定自身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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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大都督，鉴于大都督府的军权过于集中，后改制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掌管统兵作战，与掌管军事行政事务的兵部形成相互制约的作用。兵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发令调兵，统兵权则在五军府，统兵将官（多为总兵）由皇帝亲自指派。战事结束，总兵交还兵印，总兵一职随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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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后期，五军都督府的统兵权已经名存实亡，地区发生了重大战事，就由兵部发出命令，指派各地的总兵率军集结组成征讨大军。由于每路总兵率领的本 辖区兵力有限（一般在数千到一万人之间），且各军在战术配合和军纪方面又各有不同，就需要兵部官员出马，担任大军统帅——明末的经略，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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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明朝经略一职就出自万历援朝之役，由兵部侍郎之类的文官出外担任。而既为文官出身，真正通晓兵事的人就很有限了。当时可以担任主帅的人选大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抗倭经略的杨镐，一个是曾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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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镐的确是个人才。比如说，他任山东参议时，曾分守辽海道，率军雪夜度墨山，奇袭蒙古炒花帐，一击得手，大胜，而后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大利边境。又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杨镐于次年（1597年）奉命经略援朝军务。日军由南往北猛攻，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李朝实录》），汉城告急。所幸杨镐从平壤直抵汉城，挥军与日军连番血战，终于化解城下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