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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军一接触，后金的骑兵就被白杆川兵的长枪戳得“纷纷坠马”（《全边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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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头的精锐红巴甲喇军不信邪，再来，后军骑兵策动铁骑，势如千钧雷霆，疯狂杀向明军。这些明军殊不畏死，不退反进，挥动长枪，以步制骑。其结果是又有一批后金骑兵在惨叫声中被挑落马下。正白旗骁骑数次冲锋都被明军打退。努尔哈赤明显懵了，赶紧的，又派出了自己亲自掌管的正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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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黄旗的遭遇与正白旗相同，不，应该说是更惨，被“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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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发展到这儿，八旗军上下全部震惊了。努尔哈赤本人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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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紧要关口，逆天的一幕出现了：投降后金的原抚顺降将李永芳利用沈阳城中的大墩台以千金急招明军败兵当炮手，居高临下向城下正在血战的川兵发炮，炮声隆隆，“无不立碎者”。（《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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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把五倍于己的八旗精锐打得鬼哭狼嚎的川军万没有想到，一向被明军掌握的大炮火器，居然出现在敌人的阵地上，阵势很快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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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大喜，调援兵后续攻上，辅以铁骑从两翼围杀，白杆兵统帅秦邦屏和明将周敦吉、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皆战死，剩下的残部只得退回浑河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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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斗还没结束，一场更为血腥的战斗紧接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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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挥动八旗军渡河强攻，把南岸的明军包围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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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岸明军的车阵已经构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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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阵是戚继光、俞大猷在北方防御蒙古鞑靼时期摸索出的一套用步兵，尤其是火器步兵对付骑兵的行之有效的战法，战车在行军时可以装载粮草、兵械、军火，驻扎时可围起做营寨，防御时车围成环形防御阵地，将火炮架在车上，同时士兵以车为掩体，释放火铳火炮，在与蒙古和日本作战时，车阵都发挥过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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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负责构筑车阵的是戚继光的侄子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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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金长年跟随伯父转战各地，得到伯父的指点和栽培，练兵颇有伯父之风，称得上是戚继光军事学的传人，后来在蓟北戍边担任浙军的作训主官，又曾随浙军入朝与日军作战，收复平壤一战，他一马当先攻上城墙，因战功做到了副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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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强敌骤至，戚金不慌不忙，指挥明军摆开车阵，沉着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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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先以四旗的兵力从左翼发起进攻，最先迎接他们的，是明军浙兵的大口径佛郎机火炮，其次是车阵内弓弩，此外还有各种火铳、火箭、小口径虎蹲 炮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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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火器巧妙地运用了火铳三叠阵，保证射击的连续性，打得后金骑兵人仰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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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急眼了，一咬牙，舍弃了骑兵的机动性，将攻城用的楯车推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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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用长白山松木做成的木头车，车上宽厚坚固的大木能阻隔明军的轻火器射击，后金骑兵纷纷下马躲在车后面努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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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后金这种不要脸的战法，明军亮出了戚家军特种兵器——铁狼筅，从战阵中闪出，一一将躲在车后的后金士兵钩倒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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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轮厮杀下来，后金伤亡者达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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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神似乎站在明军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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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明军人数不足一万，而且连日赶路，在沈阳城下又败了一场，目前身陷重围，而敌人有数万之众，背后有坚城沈阳为依托，兵马粮草均有保证，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投入补充，他们虽然占据了战斗的上风，但只是暂时的，时间一久，如果没有后援部队的接应，终不免全军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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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后面赶来的朱万良、李秉诚两部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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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李两部已经开进到离沈阳十几里的白塔铺一带，并且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二百名斥候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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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了解到浑河南岸战斗的惨烈性，害怕了，停下来观望战局，“既不能解沈阳之围、又不能救南兵之覆”。（《三朝辽事实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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