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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王在晋并没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布置”方略的内容，他之所以这样策划，是跟他先前担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调拨辽东军需有关的。在当时，他就深深地感受到辽东的用度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在他看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赤字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经济的窘迫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任何边患与内乱。出任辽东经略，他就对天启帝说：“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三朝辽事实录》卷八）因而，他一门心思想减少辽东的支出，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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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到了任上，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他废除了八里铺修筑重城的工程，出关二百里，兴建宁远城，另外还准备在宁远城之前修一道边墙，大力扩军，大量造办军械、甲杖，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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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离职之前，已经和漠南蒙古诸部谈得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把他们的军队调过来做了许多战略上的安置，几个月，抚赏的银子才花了一万多两，这也就山海关几万军队三四天的开销，其余的不但没有加重财政负担，反而还比原来的预算节减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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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虏制夷”是万历后期的一贯方针，“虏”，是指西虏，即蒙古，“夷”指东夷，即女真。该方针的实行依据有三：其一，蒙古与女真一向不和，建州兴起，蒙古老大不服，多次欲诛剿女真，打击其上升势头；其二，蒙古号称“马背上的民族”，善于骑射，冲击力强大，用以抗金，效果显著；其三，蒙古各部贪恋明的市赏，一旦断市停赏，蒙古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利用这一点，蒙古人可 供大明政府驱使。此外，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传人，向与努尔哈赤为敌，蔑视新兴的建州。天命四年（1619年）十月，他听说努尔哈赤准备进取广宁，曾专门派遣使者入建州警告努尔哈赤说：“今尔出兵广宁，吾将威制于尔！吾二人素未开战，若吾所服之国为尔所取，则吾名安在？如若不听我此言，则吾二人之是非，天将鉴之！”（《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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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可见，虽然之前的王化贞所联结的蒙古炒花诸部没有起到所预定的目的，而袁应泰也被部分已为后金所收买的蒙古人所暗算，但只要利用得好，蒙古人是可以为明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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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孙承宗对王在晋费尽心机所招来的蒙古人毫不客气，一股脑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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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的工作思路是：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积极构建一道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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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整顿山海关的关门防务，以“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说是稳定关门局势，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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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修复宁远城，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城池、营寨和战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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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三四年时间，孙承宗心中的关宁防线已初具规模。他不无得意地说：“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将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崇祯长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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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四十七城堡”还不是他政绩工程的全部，“四十七城堡”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台”。他曾沾沾自喜地向朝廷汇报：“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原文此处为方框）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崇祯长编》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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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着这条防线及防线上的城堡、兵台的保障，他将明军防区一步一步地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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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1625年）夏，他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自称防线由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此外，他又一手提拔起一批将领：满桂、祖大寿、吴襄、赵率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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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大明东北四年无战事，“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 边事为虑矣。”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明军已不知不觉地“收复”了辽西，兵部尚书王永光由衷大赞道：“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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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似乎，收复辽东已是指日可待，而且，将努尔哈赤赶回建州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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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二十二、庞大军费开支拖垮财政，孙承宗行还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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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孙承宗题：“古人舆疾讨贼敢不勉图，惟是臣材既蹇浅，年更衰迟，兼以地方艰难。与臣同来者少壮亦病，每念臣初入阁有七人，而去者、故者六人矣。其在地方则三总督十巡抚二十余道，臣相继以去矣。臣即未死、未去，而百病攒身。然臣非敢计此身也，而臣又冒以病身为天下塞责。即异时死法、死敌等于死病，而天下安危岂病臣一死足塞。且病臣之去留，何系安危？惟以会议之身可去，复留其所系，安危甚大。然而仰奉严纶，敢不力疾任事，第病中筹画，自是不周，病后奔劳，行复如病。终愿皇上敕当事大臣，蚤为安危大计，无姑以病臣塞责。更望诸臣怜臣病苦，既以病臣塞责，便当为天下大计，助臣庶恢复防御，臣得奉庙谟以行也。”（《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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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为了脱离辽东战场，写下这样一封封哭病哭老、叫苦连天的辞职申请书，真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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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孙承宗的做法，还是有很多人持反对态度的。王在晋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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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0年到1644年的近六十四年时间属于“小冰河期”，气温偏低，极地冰川增加，降雨量减少，内陆干旱，作物歉收，这一系列反应已使大明帝国的财 政捉襟见肘，财源一旦枯竭，就开不出军饷，发不出赈济，进而就会出现由饥荒、流贼、内乱、入寇等各种乱象构成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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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在“小冰河期”的作祟下，仅靠渔猎也已难于生存，不得不频频入寇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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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王在晋看来，决定大明王朝生死的并不是后金的强大，而是大明王朝自身的虚弱。当下之计，只能关起门来，多调养，少折腾，等灾变过去，自己的身体强健了，才能把失去的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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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王在晋的这种想法，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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