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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纪渐长，跟着父汗屡战沙场，开疆扩土，见识更高，视野更广，眼量更远。他对于努尔哈赤那“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奴隶制政策很是看不惯，轮到他上台了，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的做法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让大量汉族奴隶得到“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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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宣布，凡有防碍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一切都要以保护人民生产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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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两个月，后金境内的形势就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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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袁崇焕派来的访问团，皇太极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他准备通过袁崇焕来跟明议和——议和不是目的，而是一个手段，不管议和成不成功，都能借议和为名，稳住宁远一线的明军，以放手剿灭毛文龙。他不动声色，以高规格接待了袁崇焕派来的访问团，走的时候，则送了一匹骆驼、五匹马和二十八只羊，还有一些人参貂狐之类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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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战是和并不由袁崇焕做主，但袁崇焕也想喘口气，趁机修建因宁远之战毁坏的城池以及各项防御工事，发几万民工到锦州打造一座拱护宁远的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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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袁崇焕和皇太极两人眉来眼去，一本正经地谈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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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明给后金黄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金国送给明朝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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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自己要得不多，皇太极又煞有介事地抬出了当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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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则煞费苦心地对“七大恨”做逐条解释和反驳，然后是讨价还价，说，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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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担心谈崩了戏不能往下唱，就故作大度地改为：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深情款款，诚意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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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一面派使者方吉纳、温塔石给袁崇焕送书信，一面命二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讬发兵入朝大举攻打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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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皇太极看来，毛文龙孤悬海外，之所以能把动作搞得这么大，是和朝鲜的背后支持是分不开的，要除掉毛文龙，就得先把朝鲜打趴打服。（此次战争，《满文老档》中初记为“率大军往征驻朝鲜明将毛文龙”，后又记为“然此次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驻近朝鲜海岛，屡收纳逃人。我遂怒而往征之，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故用兵两图之”，可见皇太极用兵的初衷，就是冲毛文龙来的，朝鲜不过是其攻打的附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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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后金悍然入朝，无论是朝鲜还是驻扎于朝鲜东江的毛文龙，都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地向朝廷发出要求策应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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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崇焕坚决不同意出兵策应，他只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崇祯长编》）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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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当然清楚，皇太极是不会因为自己这封书信就停止酝酿已久的大型军事行动的，同时也知道皇太极并不是真的想议和，只不过，现在正是通过“议和”作为“缓兵之计”麻痹皇太极的最好时机，能争取到这个时机，不但可以修建锦州，还可以修大凌河、小凌河等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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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朝廷“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的严令，他上疏抗辩说：“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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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长期与后金打交道的袁崇焕不会不知道，后金的全部正规兵力最多不过十余万，哪来十万侵朝鲜，十万居守？他这样说，摆明了是不想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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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发兵，朝鲜和毛文龙的东江就有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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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后金接纳了不少蒙古部落，其兵马已从“八旗”扩展到“十旗”，“十旗行营兵列阵，呼喊齐进”，如潮水一样涌入朝鲜境内，遇城破城，遇寨拔寨，将朝鲜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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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的亲属大部分驻留在铁山，竟被后金杀害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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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敏等人并不敢掉以轻心，他们觉得：御前禁军甚少，蒙古与明皆我敌国，或有边疆之事，不当思豫备乎。况我军中俘获甚多，宜令朝鲜王盟誓即可班师。”（《清太宗实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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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的皇太极也深虑袁崇焕发兵来袭，为了虚张声势，他还“率诸贝勒出边，沿辽河驻营，以张扬兵威。并纵国中马匹，尽牧于青草。”（《满文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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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连连告急，连发《塘报》称：“奴于今年突犯东江，皆因西边讲和，关上兵马自然不动……据北听密报万分真确，新汗手下兵马不满一万，俱是心寒胆怯，常怕西边大兵直捣。”（《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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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袁崇焕还嘴硬，争辩说“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乘彼有事东江，且以款之说缓之。而刻日修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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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业已移兵民于三城之间，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贼至，不得不撤回，兵民共保宁前，则一年屯种，恐以委敌……此三城不得不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他提出如果不修筑这“三城”，那么屯种一年的所得就会尽为后金所有，而屯种所得日少，宁前也将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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