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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袁崇焕却一再保证自己所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崇祯又气又急，再次下诏：“蒙古人勾结女真人，须严加提防。相关情报反映，蒙古人是在为女真人买布帛粮食，如此一来，何以制约建虏？着督抚严行禁止。”（原文见《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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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袁崇焕，居然认为“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甚至还认为“蒙古人为女真人购买一二匹布帛”（原文见《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都是可以通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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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气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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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现在正倚仗于袁崇焕，而袁崇焕本人又是赌咒发誓，又是拍胸膛保证蒙古人不会与后金相通，崇祯只好强调，这些蒙古部落是和后金一体的，将战略物资输送给他们，就无法遏制后金的经济，要袁崇焕严行禁止！如果实在要接济他们，就“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口粮”，如有违反，则“以通夷罪论处”。（《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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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崇祯提出的“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是极其高明的一着。因为蒙古喀喇沁部真的发生了饥荒，则查明他们的人口，按照人头数接济口粮，是可以缓解他们的一时之需的。而且，他们要定期按照人数来领取口粮的话，就必须待在大明控制的地区，无法投奔后金；相比较之下，一旦“卖与布帛米粮”，他们购买了大批的布匹和粮食离去，不愿意接受明所接济的口粮，那就说明他们的饥荒是假的，离去是要与后金站同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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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崇焕只是神秘兮兮地回答说：“现在我兵马未备，对蒙古人只能笼络，等兵马整饬完备，与奴兵开战，则以其为前驱，如不为我用，则另有安排，臣万不敢因为蒙古人背叛君父而贻误封疆大事，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明清史料一》甲编第八本，“兵部行稿”）一意孤行，继续“市粟卖粮”，和蒙古人打得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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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的资金实在雄厚得不得了，抱着通过“市粟卖粮”收买敌人的侥幸心理玩一把就算了，但大明王朝的财政已经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赤字了，甚至连自己军队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宁远、锦州的兵变就发生在几个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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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袁崇焕为了救济蒙古人，竟竭力鼓吹汰兵减饷，要求大刀阔斧地裁减关河南磁州、山东兖州、真定恒山三处的兵马，“汰之归农，存饷解部”（《崇祯长编》卷十六）。仅仅数月之间，他就裁掉了关内一万五千多名士兵，关外则裁掉了七千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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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崇焕看来，自己的士兵可以不要，收买蒙古部落却是必须的。因为自己的士兵作战力太低，而一旦收买了蒙古人，他们就可以帮自己防守蓟镇等地了，多划算的买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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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袁崇焕的混账做法，谈迁叹道：“昔年晋国发生了饥荒，秦国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而秦国发生了饥荒，晋国却拒绝给秦国输送粮食，原本交好的两国，尚且如此。东夷为我异类，心怀叵测，天下饥荒，袁大人在高台堡市粟卖粮，全不考虑我国转运输送的种种艰难，粮车损毁，牛马倒毙，不胜其数。换来的貂、参、柴薪，又解救不了我国饿民之饥渴，可谓罄中国之民脂以供养敌人，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误国如此，督师之肉，食不解恨。”（原文见《国榷》卷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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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喀喇沁部的头子束不的，是否像袁崇焕所说“断不敢与奴相通”呢？事实上，早在天启六年正月，束不的就曾在皇太极的带领下，参加了由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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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辽东经略高第发有《塘报》：“奴贼于二十二日巳时至首山，离宁远十里。虏酋束不的纠聚精兵达子二万，要在二月初一日起兵犯抢，东西交讧。”（《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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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塘报》，现在还保留在大明帝国的档案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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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支部落，袁崇焕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对之卖粮，卖粮数量之多，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圣旨所允许的计口换米，“边储始竭”。（《谈氏笔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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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因饥饿揭竿起义，袁崇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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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喀喇沁部落人不满万，购买这么多的粮食，显然是为“建虏窖米”，接济后金，“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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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到了南台堡，就听到了喀喇沁部束不的“为建州积谷”（《国榷》卷九十）的种种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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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的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两人均对陈仁锡说：“束不的远居关外与后金修好，其部落不满万人，驻宁远关外有六七千，在此地间则有两千人，而这两千人中，夹杂有后金部众四百余人，他们倾巢而出，并不惜在其中夹杂后金人前来买米，除了买他们的，还在帮后金买。我们可趁他们猝不及备，乘夜掩而杀。”（原文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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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陈二人还指出后金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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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不的是不是真的在为后金“积谷“呢？毕竟，这只是明人单方面的猜测。那么，从清朝方面的材料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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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太宗本纪》上记：“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被后金征服的朝鲜同样也陷入了灾荒，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为后金提供的只有区区二千石。（详见《李朝实录》）而后金却平安、顺利度过了这场大饥荒，个中原因，必是束不的买粮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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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袁崇焕并不是不信，而是觉得交好喀喇沁部，“彼将为我用之不暇”，进而交好后金，推动“款局”。他那一句“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的回答却让崇祯如在云雾里，百思不得其解。按照这个说法，他应该是已经知道蒙古人和后金结盟了，而且难以让他们解盟的了，他说了嘛，如果喀喇沁部不为我所用的话，我还有更巧妙的方法利用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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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方法利用他们，却又不明说，只以一句“事属军情，不敢发抄”搪塞、敷衍、蒙混过关。这个疑团，崇祯没法了解，但却有一个人从袁崇焕诸多诡秘的言行中看出了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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