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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支部落，袁崇焕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对之卖粮，卖粮数量之多，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圣旨所允许的计口换米，“边储始竭”。（《谈氏笔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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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因饥饿揭竿起义，袁崇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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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喀喇沁部落人不满万，购买这么多的粮食，显然是为“建虏窖米”，接济后金，“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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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到了南台堡，就听到了喀喇沁部束不的“为建州积谷”（《国榷》卷九十）的种种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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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的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两人均对陈仁锡说：“束不的远居关外与后金修好，其部落不满万人，驻宁远关外有六七千，在此地间则有两千人，而这两千人中，夹杂有后金部众四百余人，他们倾巢而出，并不惜在其中夹杂后金人前来买米，除了买他们的，还在帮后金买。我们可趁他们猝不及备，乘夜掩而杀。”（原文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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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陈二人还指出后金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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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不的是不是真的在为后金“积谷“呢？毕竟，这只是明人单方面的猜测。那么，从清朝方面的材料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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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太宗本纪》上记：“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被后金征服的朝鲜同样也陷入了灾荒，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为后金提供的只有区区二千石。（详见《李朝实录》）而后金却平安、顺利度过了这场大饥荒，个中原因，必是束不的买粮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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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袁崇焕并不是不信，而是觉得交好喀喇沁部，“彼将为我用之不暇”，进而交好后金，推动“款局”。他那一句“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的回答却让崇祯如在云雾里，百思不得其解。按照这个说法，他应该是已经知道蒙古人和后金结盟了，而且难以让他们解盟的了，他说了嘛，如果喀喇沁部不为我所用的话，我还有更巧妙的方法利用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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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方法利用他们，却又不明说，只以一句“事属军情，不敢发抄”搪塞、敷衍、蒙混过关。这个疑团，崇祯没法了解，但却有一个人从袁崇焕诸多诡秘的言行中看出了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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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三十七、和议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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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汗陛下：“今观赵登科复来之信，始如汗顺造福之善心。所谓人言足信，军机大事，外人何以得知者，惟汗扪心自问，乃以副天心耳！天之心即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汗若诚心，我岂可弄虚；汗若实心，我岂可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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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袁崇焕写给皇太极就和议一事展开讨论的亲笔信，选择在这时机和后金议和，原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两国都遭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都遭受了巨创，而后金方面，从主观上也有了和议的要求。但袁崇焕只是一个边区军事首长，这事他做不了主。事实上，这是一件事关重大的国家大事，非但袁崇焕做不了主，就连崇祯帝也做不了主。他不应该心存侥幸，妄图骗过天下人去做这样的事，而事后又不肯认账。不管如何，从保存在《满文老档》中他曾经写给皇太极的信件中，后人还是可以看到，他所谓的“五年平辽”，到头来，不过是想通过议和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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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为鄢陵人梁廷栋，时任右参政兼永平兵备副使。他在山海关，目睹了袁崇焕“市粟卖粮”的全过程，洞悉了袁崇焕此举的目的——通过蒙古人以达到与后金谋款议和。感觉到事关重大，他不敢掉以轻心，赶紧上书给兵部尚书王洽，要他全力阻止袁崇焕的出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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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袁崇焕这时还真的频繁与后金皇太极通书，大谈特谈议和的种种好处，自称与皇太极同心议和，天地可鉴，说什么“上天之心即大汗之心，亦即我之心也。大汗若有诚心和议，我岂可弄虚；大汗若有实心和议，我又岂可作 假？！”（原文见《满文老档》天聪三年七月至十月第十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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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顺利与后金议和，他“虑毛文龙泄其计”（《国榷》卷九十），还在同一个月禁登莱商舶入海，切断毛文龙东江部队的经济来源，导致岛上饿死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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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洽读了梁廷栋的信，大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上了一篇《禁米驳款之疏》，要力阻袁崇焕的资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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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边的葫芦还没按下，那边的瓢子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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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登莱商舶入海，就意味着袁崇焕剪除毛文龙的行动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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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与皇太极你来我去互通书信，到了崇祯二年闰四月，双方的笔谈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原因是皇太极不满意单单和袁崇焕谈，而要袁崇焕将他的意思上传给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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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袁崇焕作出了答复，并于闰四月初二遣使节将信郑重交给了皇太极。信中，袁崇焕表示，如果后金方面所使用的“印信”符合要求，他就会将后金的书信转呈崇祯。他说：“大汗若能怜恤众生而休兵解战，当好好考虑议和之道，不但我等边臣有福气，也绝不会失却大汗的美意，我将全部把它转奏我朝圣上。不过，边务之事，就由边臣处理，不会涉及朝臣。对于印信，乃是和议证据，不是我朝圣上所赐封的一律不得使用，中国法例如此，请大汗勿以为意。”（《满文老档》天聪三年正月至七月第十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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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后金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饥荒，也大感国力不济，民生凋零，对和议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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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清内阁档案中存留有一道皇太极于天聪四年颁示的木刊谕文，上面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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