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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东江镇士兵的待遇远是不能跟关宁军相比的，其军饷遭到拖欠克扣的事时时发生，岛上聚集的士兵和辽民连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的物资都无法保障，又有何饷可扣？何饷可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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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毛文龙叹道：“臣东挪西借，剜肉医疮，痴望朝廷有垂鉴之日，使三军可以饱腹杀敌，然日盼一日，盼来的竟然是弹劾臣冒领军饷！可叹臣誓志于杀敌报国，原籍旧居家徒四壁。今驻皮岛，屯兵安垒，与士卒同栖营帐，冒领军饷何为？冒领军饷何用？每日商贾叨叨盈耳，军士嗷嗷待哺，凡有血气之丈夫，无不伤心落泪。此情此景，又何忍冒领军饷！”（《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还说什么“收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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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铁山之败，杀辽人无筭，文龙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十一当斩”，那恰恰是袁崇焕本人的耻辱，而不是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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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之败”发生在皇太极发动的“丁卯之战”中，该战，后金就是冲着毛文龙去的。他们倾巢出动，大举开入朝鲜。而后金之所以敢置西边的宁锦明军于不顾，肆无忌惮地深入朝鲜腹地，就是袁崇焕中了他们以“议和”为幌子的缓兵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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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眼看大军压境，一方面抓紧将驻守铁山的部队转移，一方面连连敦促袁崇焕出兵予以牵制和策应。而袁崇焕却置毛文龙和朝鲜的生死于度外，以修缮大凌河、小凌河、锦州三城没空为由，拒绝出兵。在他看来，“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乘彼有事东江，且以款之说缓之，而刻日修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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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现出来的冷酷、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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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毛文龙为了给他打气，鼓励他出兵，报称：“据北听密报万分真确，新汗手下兵马不满一万，俱是心寒胆怯，常怕西边大兵直捣。”（《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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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有用，袁崇焕依然我故，不紧不慢地修他的城墙，以至于后金血洗铁山，打趴了朝鲜，从容收兵，他的城墙还没修好。最可笑的是，他竟然指责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给冕旒像于岛中，交结近侍，十当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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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毛文龙勾结阉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上一年，杨国栋就曾为此弹劾过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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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栋也罢，袁崇焕也罢，他们都亲自给魏忠贤修了生祠（“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袁崇焕还因为攀上了魏忠贤，得到了魏忠贤的好感，从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称“今厂臣魏忠贤能用职声气相应，且资职盔甲马匹箭簾无数”（《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进而曾被抚宁侯朱国弼指责其认魏忠贤为“干父”！（语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颠倒错乱遂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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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袁崇焕说毛文龙“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文龙自开镇以来一切奏报，一事一语，皆属欺诳，杀降人、杀难民以报首功。刘兴祚夺来二十余人，而曰数百人，欺诳孰甚，二当斩”。其实，毛文龙之前所报的战功，特别是送回来的敌军首级，无一不经查验。不但查验，袁崇焕本人也有幸参与过该项查验活动。《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三中就明白无虞地记载有“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 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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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说到欺君，袁崇焕本人在卖粮资敌行为中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对“欺君”二字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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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无心主战，一心主和，对崇祯的严令阳奉阴违，明知蒙古喀喇沁部三十六家已经投靠后金，却故意谎报和瞒报，说喀喇沁三十六家“未与奴通”，只是“依奴而自固”，为了达到通过卖粮而拉拢蒙古人的目的，他还代蒙古人向崇祯保证，说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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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部落会不会引导后金军队入犯蓟辽，并不由袁崇焕说了算，时间很快就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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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万步说，就算毛文龙以上罪名条条均坐实，袁崇焕也没有权力就地处决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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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单就毛文龙的品级而论，袁崇焕就无权审理与毛文龙有关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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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的品级为左都督，属正二品武官，又挂将军印，赐尚方剑。按大明律令：“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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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袁崇焕无权“擅问”毛文龙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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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毛文龙的职位论，袁崇焕也无权审理与毛文龙有关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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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职位为平辽总兵官。按大明律令：“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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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例已经明白无误的指明袁崇焕既无权审理毛文龙，更无权判决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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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袁崇焕持有尚方宝剑，总理辽东事务，会不会因为他手中多出了这柄尚方宝剑而扩大他的法律行使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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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从尚方剑的作用机理来说，其只能让持有者对于其职权范围之内的事务有最终的裁断权，而从以上法律条例来看，毛文龙并不在袁崇焕的管辖体系之内，袁崇焕既没有逮捕、审讯毛文龙的权力，也就谈不上用尚方宝剑合法地对毛文龙予以判决和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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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也觉得玩大了，心虚，赶紧上奏章给崇祯，先是解释说：“臣洞悉其狼子野心，知其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等候皇上处分， 然擒拿之时其部下必定哄然作乱，事情将有不测，惟有以迅雷不及掩之法将诛杀，则其部众无得所为。文龙一死，诸翼恶者，邪念自断。”（《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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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是这篇奏疏，一开篇，就咬定：“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分明就是一场酝酿已久的谋杀，又何尝想过“欲擒之还朝，等候皇上处分”？只不过，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向来就是他袁督师的作风，这样颠三倒四的解释只能越描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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