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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上城下的明军一齐努力，后金伤亡惨重，暂时退去。然而城上守军由于不熟悉用炮，竟然“误伤桂兵殆尽”，满桂领着残余的一百多人“负创卧关将军庙中”（《国榷》、《崇祯实录》所记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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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门前的大战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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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莽古尔泰等人所率左翼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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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古尔泰等人向东南方向绕行了一阵，没发现明军踪影，便“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清实录》），而留大部队原地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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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广渠门外，他们才知道遇上了袁崇焕的关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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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古尔泰根本不把袁崇焕放在眼里，竟然将仅有的两千人分为三队，中路猛击，两翼包抄，同时杀上。而袁崇焕一军，已经早早布好了阵形，等候多时。负责镇守南面的是祖大寿的正兵，大将王承等人列阵于西北，袁崇焕和山海关副总兵周文郁守在正西方向，虚东而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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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诸贝勒中，豪格是出了名的急先锋，骤马而进，正与祖大寿部狭路相逢，两军士兵均操起家伙呐喊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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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大寿兵多，豪格人少，两军刚一接战，后金军就有溃散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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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猛将阿巴泰带少数骑兵正杀得起劲，突然被明军骑兵一冲，就与豪格分隔开了，顿时心慌，又看明军势大，于是一扭马头，急绕阵而走。在他后面的阿济格一看他想做逃兵，催马赶来，大声叱骂，“鞭其马颈”（《清实录》），想要阻止他，但阿巴泰不管不顾，跃马奔北，而他所走的北面，正有明将承胤引军挡住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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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泰立马无措，正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承胤却畏敌如虎，见了后金兵冲来，竟“徙阵南避”（《辽师入卫纪事》），不战而遁，阿巴泰遂引军径闯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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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西面的是袁崇焕和山海关副总兵周文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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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骑兵来势奇快，有一名悍将竟然驰至袁崇焕前面，抡刀就砍，幸有明军偏将袁升高举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辽师入卫纪事》），袁崇焕才躲过一劫，饶是如此，也惊心动魄，吓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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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豪格一军独趋右偏，“败其伏兵，追杀至城壕”（《清实录》），而莽古尔泰、阿济格等人也已三路合击，杀到一处。后金战骑驰骋突击，矢如雨下。作为明军的主帅，袁崇焕和周文郁均“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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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互相恶斗，“杀伤相当”（《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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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明军势大（九千），后金骑兵只有两千人，不敢恋战，很快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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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辽师入卫纪事》的说法：“此一战，自午时至酉时，鏖战三个时辰，杀 贼千人以上，其中重伤东奴伪六王子和蒙古著名酋长都令。我军亦有数百名士兵伤亡。以往，战后论功，多以割敌人首级多寡为标准，以至于士兵在战场上只顾着收割敌人首级不能扩大战果。袁督师深感陈规陋习贻误战事，于开战前与将士相约，只期望尽歼敌军为要，不许割死尸首级，故将士得一意剿杀，以获此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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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在战斗紧要关头，不能因为争割人头而致贻误战机，但考虑到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作战，眼看后金已撤，是可以从容收割留在地上的敌尸进行统计的，可惜事后论功，却一个首级也没能上交，怀疑有夸大战功的可能——不是普通的夸大，是惊人的夸大——后金也就两千骑军投入战斗，关宁军却“杀贼千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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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一月二十日在德胜门前的大战，皇太极暂时停止了进攻，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 则议和书致明帝”，要崇祯签订城下之盟，其本人则“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满文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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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明上下都不敢掉以轻心，全民皆兵，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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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皇太极依然没有发动进攻，还做出了个奇怪的动作，全军移营南海子（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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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沉不住气了，鉴于满桂一军伤亡严重，于是传手谕给袁崇焕“令速进兵”（《辽师入卫纪事》），要袁崇焕出兵驱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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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崇焕固自任灭敌。一旦胡骑充斥。惟死战庶足赎”（《国榷》），可是袁崇焕自己却有多方考虑，顿兵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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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袁崇焕不肯采取行动，崇祯决定召见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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