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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城下，城门却不开，城上守军要他“缒城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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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城下并没有后金军，要他坐在由城上放下的筐子里吊到城上，显然是提防他手下的关宁军跟着涌入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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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本人并不知道，自从他一意卖粮资敌开始，民间对他想通过和议了局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而蓟门漏敌，走弓背路，放开对手不阻，人们对他的议论已经“讹言流布，种种猜疑，其巷议街谈，不堪入耳者”（《矶声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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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就记，时人言之凿凿地说，袁崇焕为了与后金成功议和就“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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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袁崇焕的表现是“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的皇亲国戚、朝臣中贵的园亭庄舍“为虎骑蹂躏殆尽”。又有民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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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烈皇小识》卷二）甚至还有人说袁崇焕不但息兵养敌，还派士兵到德胜门暗算满桂。总之，各种弹劾如雪片一样飞到崇祯的案桌上，“环诉督师卖奸不肯力战”（《三朝野纪》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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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温体仁的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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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字长卿，号园峤，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浙江乌程（今湖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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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剖肝录》的说法，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半个老乡，“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要为毛文龙讨加公道，所以弹劾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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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言官制度健全的明朝，袁崇焕身上既然出现了这么多形迹可疑的举止，大家参奏他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监督官员的作用，保证政府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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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鸥陂渔话》的说法，似乎是温体仁为了入阁而攻击和排挤自己的政敌韩爌、钱龙锡，借袁崇焕发难。“考体仁当日。亟谋入相。所忌韩爌钱龙锡二辅臣。即札中所称蒲州华亭者是。故特借崇焕以挤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晋用云云。不觉真情毕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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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崇祯长编》可知，这个时期的温体仁正身处逆境，崇祯手上有多篇参 他的奏疏，能保存自己就不错了，遑论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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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分析起来，说温体仁想借参袁崇焕而攻击政敌以脱困境倒还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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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政治领悟力极高，能“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幸存录》），议人论事，往往一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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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弹劾袁崇焕，他着重在“东奴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华亭”即钱龙锡之号，《鸥陂渔话》）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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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他的奏章，崇祯再也坐不住了，不管京城的险情尚未完全解除，毅然决然传见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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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的地点，依然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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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袁崇焕，崇祯劈头盖脸就问：“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国榷》、《崇祯实录》、《崇祯遗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所记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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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貌似简单的两句问话，所含的信息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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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袁崇焕未经请示，不明不白地处死了毛文龙，大明帝国的朝野已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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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目的是为了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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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毛文龙坚定主战的意志会影响到议和的进程，必须除掉；也许杀毛文龙根本就是后金作为议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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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皮岛诱文龙。”（《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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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石匮书后集·毛文龙传》则记：“（袁崇焕）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与幕下士谋。乃上疏巡视海边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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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也记：“而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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