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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城下,城门却不开,城上守军要他“缒城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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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城下并没有后金军,要他坐在由城上放下的筐子里吊到城上,显然是提防他手下的关宁军跟着涌入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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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本人并不知道,自从他一意卖粮资敌开始,民间对他想通过和议了局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而蓟门漏敌,走弓背路,放开对手不阻,人们对他的议论已经“讹言流布,种种猜疑,其巷议街谈,不堪入耳者”(《矶声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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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就记,时人言之凿凿地说,袁崇焕为了与后金成功议和就“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说得有鼻子有眼睛,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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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袁崇焕的表现是“虽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的皇亲国戚、朝臣中贵的园亭庄舍“为虎骑蹂躏殆尽”。又有民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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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烈皇小识》卷二)甚至还有人说袁崇焕不但息兵养敌,还派士兵到德胜门暗算满桂。总之,各种弹劾如雪片一样飞到崇祯的案桌上,“环诉督师卖奸不肯力战”(《三朝野纪》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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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温体仁的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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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字长卿,号园峤,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浙江乌程(今湖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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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剖肝录》的说法,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半个老乡,“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要为毛文龙讨加公道,所以弹劾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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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言官制度健全的明朝,袁崇焕身上既然出现了这么多形迹可疑的举止,大家参奏他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监督官员的作用,保证政府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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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鸥陂渔话》的说法,似乎是温体仁为了入阁而攻击和排挤自己的政敌韩爌、钱龙锡,借袁崇焕发难。“考体仁当日。亟谋入相。所忌韩爌钱龙锡二辅臣。即札中所称蒲州华亭者是。故特借崇焕以挤去二人。而思攘其位至阻吾晋用云云。不觉真情毕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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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崇祯长编》可知,这个时期的温体仁正身处逆境,崇祯手上有多篇参 他的奏疏,能保存自己就不错了,遑论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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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分析起来,说温体仁想借参袁崇焕而攻击政敌以脱困境倒还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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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政治领悟力极高,能“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幸存录》),议人论事,往往一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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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弹劾袁崇焕,他着重在“东奴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华亭”即钱龙锡之号,《鸥陂渔话》)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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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他的奏章,崇祯再也坐不住了,不管京城的险情尚未完全解除,毅然决然传见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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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的地点,依然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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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袁崇焕,崇祯劈头盖脸就问:“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国榷》、《崇祯实录》、《崇祯遗录》、《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所记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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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貌似简单的两句问话,所含的信息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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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袁崇焕未经请示,不明不白地处死了毛文龙,大明帝国的朝野已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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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目的是为了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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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毛文龙坚定主战的意志会影响到议和的进程,必须除掉;也许杀毛文龙根本就是后金作为议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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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皮岛诱文龙。”(《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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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石匮书后集·毛文龙传》则记:“(袁崇焕)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与幕下士谋。乃上疏巡视海边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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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也记:“而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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