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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又遣贝勒杜度统本旗护军往驻遵化，击败了来攻的明骑兵五千，杀明副将一员，获骆驼五百，马一千四百七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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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连串的战略中，不知不觉，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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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正月初一，后金军越榛子镇，降沙河驿，抵滦河，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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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一战，明兵备御副使郑国昌及知府张凤奇，推官罗成功、卢化龙，教谕赵允殖，副总兵焦延庆，中军程应奇，守备赵国忠、东胜卫，指挥张国翰，乡居中书舍人廖汝钦，诸生韩原洞，武举唐之俊等均战死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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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失陷，迁安、滦州惊恐，相继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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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将攻占的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皆留兵固守。其中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及文臣索尼、宁完我、喀木图率领正白、镶红、正蓝三旗将士镇守永平府。文臣鲍承先、白格率领镶黄、镶蓝二旗将士镇守迁安县。固山额真图尔格、纳穆泰为帅，偕文臣库尔缠及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将士守滦州。察哈喇为帅，与范文程率蒙古八旗将士镇守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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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率大军旋向山海关移营，并于三月二日取冷口关（迁安县东北）返回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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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回沈阳不久，便派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率兵五千，前去与阿巴泰等 换防，分别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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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大寿在母亲的规劝下，于崇祯三年五月九日，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会同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绍基，共同攻打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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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滦州的后金固山额真纳穆泰、图尔格、汤古岱等力不能支，二大贝勒阿敏、硕托为保自己所守永平不失，只派大臣巴都礼率兵数百人增援，另将迁安守兵全部撤出，开入永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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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五月十二日祖大寿等人顺利收复滦州，并袭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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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敏等人兵不能守，将城内百姓悉数屠杀，然后弃城出关。至此，明清双方在京畿地区历经七个月之久的“己巳之变”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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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四十五、袁崇焕的十大罪名和六大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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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记注官四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官俱入。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师，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见《崇祯长编》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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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谕令，乃是袁崇焕的最后判决书，其所列罪名有：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均条条坐实，无可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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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结束，对袁崇焕的审理和判处就提到案桌上来了。应该说，这 是一件牵动着许多人目光的大事。朝野的官员、百姓，尤其是京城的百姓，通过阅读朝廷公布的《邸报》，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对袁崇焕的所作所为都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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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入岛山处死了毛文龙，曾“特疏请增三百万，谓五年之后，全辽皆复，并从前所加各项，皆可蠲余，此一劳永逸之计也。”（《烈皇小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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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传出，京都沸腾。而随着朝议否决其申请后，就出现了“己巳之变”！这不能不令人遐想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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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市民由此断定，袁崇焕所请的三百万军饷，完全是为了议和而支付给后金的索赂，“袁技穷，至十月遂致奴兵入关矣”。（《三朝野纪》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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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十一月十五日，京师周边“庐屋煨烬，尸骨撑距”，袁崇焕的奏疏在这一天回到京师，上面竟赫然在目地写着“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瞒谁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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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蓟门分散了勤王兵马不算，还避敌不战，纵敌长驱，自己绕了一个大弯先后金一步到了北京城下，请求入城，请求遭拒，又作战不力，等等等等，广大民众对他的怀疑、不相信之议论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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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狱中也自知罪不能免，题诗云：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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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上述行为虽属客观存在，但袁崇焕在主观上有无与后金相通，有无倚敌议和，有无胁迫朝廷签订城下之盟的意向等等，仍需进一步审查。而且，自袁崇焕落狱以来，站在他的一边，力证其冤者也不乏其人。这其中除了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外，还有一个名叫何之璧的人。此人率全家四十余口为袁崇焕抱枉鸣冤，扬言愿替袁崇焕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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