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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兵与孔有德所带领的登莱兵之所以发生哗变，主要原因是领不到军饷。而领不到军饷，却不是偶然的。其实，无论宁远兵还是登莱兵，都是明廷对抗后金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些军队在军饷、器械、建设各方面都是朝廷所重点照顾的。既然重点关注对象都发生了缺饷事件，其他军区的拖饷、欠饷、缺饷情况的严重性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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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的《晚明史》中就说：“在最初的造反者队伍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大批哗变的士兵，即所谓逃卒、叛卒。从万历年间辽东战事爆发以来，军饷就逐年拖欠，而且越来越严重。截至天启七年为止，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积欠饷银达二百四十四万多两，常有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发饷的事，到崇祯初年不少地方欠饷达三十六个月。士兵们纷纷‘稽饷而哗’，‘亡命山谷间，倡饥民为乱’。户部侍郎南居益在崇祯二年谈到‘大盗蜂起’的原因时说‘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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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朝廷着实没钱。要不，也不至于连重点关注的军队、抗击后金军事依靠的宁远兵都发不出粮饷，而辽东巡抚毕自肃也不至于因为筹措不到粮饷而投环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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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为什么没钱，一般史书的回答是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层层盘剥，苛捐杂税数不胜数，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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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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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朝廷腐败，其实也没有多腐败，就拿崇祯本人来说，那是相当节俭，他穿破旧衣服，变卖宫内的物品，自己用的器物都是粗陋的木器、铁器。他倾尽所有，把内帑全部拿出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死了，陪葬品全是些由铜铁制成的器具。有一次接见朝臣，崇祯的内衣袖子没遮好，露了出来，袖口已经磨破。大臣见了，目瞪口呆。崇祯觉察大臣的目光有异，低头看了看，马上窘迫得赶紧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感动得流着泪说：“皇帝瘦而天下肥，此乃千古美 谈，陛下不必感到难为情，陛下这是为天下人作表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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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因为崇祯本人节俭、简朴，就说明廷不腐败，明廷官员成百上千，林子这么大，什么鸟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中肯定少不了有腐败的，但这种腐败并非崇祯这一朝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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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说经济萧条，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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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不对，是因为明朝末年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商业贸易高度繁荣，富商巨贾，数不胜数。不妨回头想想，宁远兵变时，毕自肃他们找谁借钱来解燃眉之急了？商人！毛文龙盘踞东江，粮饷紧缺，谁帮他们渡过难关了？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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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这个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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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对，是因为西北一带确实萧条得不成样子，大饥荒、人相食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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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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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说一说当时的自然灾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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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初期到中叶，也就是明朝晚期，是全球气候变冷的时期（即小冰期），中国连续发生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超大规模自然灾害。在公元1601至公元1644年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史书上记载了两次“八年大旱”，即连续八年出现严重干旱现象。在河南，还出现了整整三年时间里没下过一滴雨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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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特大蝗灾和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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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以“萧条”二字形容就显得太苍白无力了，还是引用史书上所记载的吧：“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辽州志》卷七《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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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贪官污吏层层盘剥之事肯定有，说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却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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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陈支平教授指出：“自从明初洪武年间根据宋元以来的征赋情况制定了所谓的赋税原额以来，虽然明代经过一二百年的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不断开垦，但是政府所能赖以征收的赋役的‘原额’，却基本上是不动的，其实际征收量不但不能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的实际情况而增长，反倒是有所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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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认为明末苛捐杂税增多，农民赋税加重，最后导致官逼民反，其实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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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明朝政府征收的赋税过低，这才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经不起些微的变故，一旦发生变故很快便会陷入不敷出的困境”。“国家财政用于社会公益的开 支并不突出，而一遇到一些局部战争，国家财政的危机马上便显现出来。这种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是与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极不相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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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即使明政府在万历时期和崇祯时期都曾加收了几次大规模的赋税。但陈支平的观点仍是：“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像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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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加饷，崇祯朝的户部尚书毕自严跟崇祯算过一笔账：朝廷每年的赋税送至京师归户部掌握的收入只有三百九十六万四千二百两银子，而支出竟高达五百二十五万二千五百两，亏空就将近一百二十九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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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部队的军饷都是一拖再拖，甚至有欠饷达五六年之多的。这也是当年熊廷弼、王在晋力主放弃关外，收缩防线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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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军队生活尚且得不到保证，那么普通的小平民其生活悲惨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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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举一份崇祯初年由地方官员呈报给崇祯的奏疏，其中详细地描述了饥民饿死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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