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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在写决心书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去日无多，并不知道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决心书是在明崇祯十七年传回到朝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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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草即位诏，传布远近。诏中有“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间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人爱，致逃民爰苦于祲灾”之句，世人读之，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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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其中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位列丞相；宋献策为军师。增设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文谕院、谏议、直指使、从政、统会、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书写房等官。以五等爵大封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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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直扑北京：其一路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约定会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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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两条行军路线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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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攻破了太原，就可翻越太行山，蹂躏真州、保州，直犯京师，而宁武、大同、宣化等地乃是大明王朝重兵集结之地，其担心京师危急必会出援，此时不免内外受敌。而其另一路偏师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可乘瓦解之势，收天下精兵，“转掠居庸，断北路勤王之师，而后京师坐困， 落其掌握矣”。（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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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路大军在行进途中，都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大顺与大明势不两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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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心忧如焚，对诸臣不无抱怨地叹气说：“卿等能无分忧哉！”（《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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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允李明睿在散朝后悄悄给崇祯支招，说：“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流寇志》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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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睿所说的迁都，并不是要像明成祖朱棣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样，大兴土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军民，浩浩荡荡，一起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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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迁都”，不过是说着好听，其实，就是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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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一走，大臣百姓跟着走，走多少是多少，走到哪儿算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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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宋高宗赵构为了逃命，“迁都”都不知迁了多少次，宋州、扬州、建康、越州、杭州，都是他曾经停留过的“行在”，后来才把都城定在了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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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当年的情况根本就不能与现在的崇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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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大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就比当年的宋高宗多出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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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南京，大明朝廷还设置有一套完好的后备行政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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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崇祯十六年六月，周皇后就提过迁都的建议了，她“以寇急”曾试探崇祯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盖意在南迁也”。（《明史·后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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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崇祯是有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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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无论如何，迁都都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不久，就出现了“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周延儒下狱”（《三垣笔记》）之事。现在旧议重提，崇祯忧心忡忡地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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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坦白，说：“此事我久已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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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日，崇祯广征大臣们的意见。他这一广征群臣意见的行为，曾被许多不了解明朝政治制度的人以为他是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肯落下“逃跑”之名，所以想由有名望的大臣来提，好让群臣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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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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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所追求的是君主独断的政治模式，为此，还特 意废除了宰相之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君主的权力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内阁还是朝着宰相机构的职能靠近，且因为明朝内阁所拥有“票拟”之权，使得其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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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主要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其中不乏是与皇帝共同讨论后作出决定所拟成的，但绝大多数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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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种方式跟唐、宋朝那种由中书、门下、翰林院等多种机构结合一起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方式要集中、简便和有效得多。但由此一来，虽然宰相已废，表面上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许多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得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了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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