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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报军额,冒领军饷,这在平时该拉出去枪毙了。但这会儿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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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只是淡淡地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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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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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奇,问:“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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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襄得意非凡地说:“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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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样,崇祯又问:“需饷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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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吴襄报出了一个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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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惊呼:“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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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吴襄夸夸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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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这三万兵,就要耗费百万两的军饷,崇祯黯然神伤地说了一句:“国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以上对话详见《绥寇纪略补遗》卷上)由于吴襄一口咬定“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从他的嘴里没有得到自己 想要的答案,撤与不撤宁远,仍无定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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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已经死心塌地地抱定了“弃地非策”(《流寇志》卷九)的主意,一再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关外的辽兵迟迟不能调遣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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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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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六十、愁城困杀大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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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甲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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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君的亲笔遗书,虽死不失尊严。明成祖亲征大漠归来,曾意气风发地说:“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东谷赘言》)而其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其目的就是要“天子守国门”,让大明天子亲自在第一线守国门。他的子孙没有辜负他的愿望。大明王朝历经二百七十六年的风风雨雨,自始至终没有与任何势力屈服过——哪怕是暂时的,纵然出现过皇帝被俘的大事,仍是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不用女人换取和平,更不肯割让一寸土地。纵然是农民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也不肯妥协,也从没放弃过“全辽可复”的愿望,宁死不迁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刚烈最伟大的皇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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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李自成大军已兵临宣府城下,而宣府距京师 不过五六百里,指日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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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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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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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臣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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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为愤懑,悲怆地叫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石匮书后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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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臣们面面相觑,无一言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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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外督抚大则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迭地将吴麟征的《请徙宁远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他还遍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后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高杰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卫(《明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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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和王永吉鞭长莫及;刘泽清近在咫尺,却谎报坠马,脚受伤,拒不奉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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