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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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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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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臣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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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为愤懑，悲怆地叫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石匮书后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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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臣们面面相觑，无一言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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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外督抚大则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迭地将吴麟征的《请徙宁远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他还遍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后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高杰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卫（《明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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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和王永吉鞭长莫及；刘泽清近在咫尺，却谎报坠马，脚受伤，拒不奉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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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唐通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但这杯水车薪，怎救得了明朝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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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可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为了激励将士，崇祯要政府会议措饷，按官爵高低捐助饷银。过了四五天，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捐五万两。其余高级官员个个如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一个劲儿哭穷，说自己为官清廉，从来没有参与过索贿卖官之类的行为，哪有什么钱？！一个子儿也不捐。可后来在闯军的拷掠下，很快就献出了四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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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侯，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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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不得已，下了一道诏，云：“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倡自十万至五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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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奎哭丧着脸答徐高：“老臣安得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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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边哭边哀求，周奎最终才像割肉一样捐了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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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丈，就捐这区区一万两，如何向其他臣工做表率呢？崇祯让他再加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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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奎一个劲地哭穷，甚至向女儿周皇后求援。没办法，周皇后只好把自己多 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偷偷交给他。可就这五千两，他还从中扣了两千两，拿剩下的三千两当作自己的捐款上交。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半个月后，在闯军的拷逼下，周奎一下子就献出了五十二万两银子及价值数十万两白银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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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奎表现相同的有：东厂提督、大太监王之心，捐饷时只出了万两，后在闯军的拷掠下，从嘴里掏出了现银十五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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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们争着“晒穷”，以躲避捐助，分别在自己门上贴出“此房急卖”的条子，并把雕镂、古玩、杂物拿出来摆摊出售，一副不典卖家当就活不下去的样子。这些太监还公然叫嚣，在宫门上大书特书“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已经做好了担任下一个王朝太监的准备。京师的百姓也表现得十分超脱，他们窃窃私语地交谈着、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大变局，大多数人都抱定了“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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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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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这许许多多的官宦和百姓还生活在浑浑噩噩、愚昧无知的混沌状态之中，可悲亦复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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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八日，宣府陷落，巡抚朱之冯率部奋战不已，可他手下的士兵却倒戈相向，迫使他含愤自刎。崇祯派到宣府的监军太监杜勋开城出降，“蟒袍鸣驺，郊迎三十里之外”（《国榷》卷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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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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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向大臣问策，众人的话题只是围绕“练兵按饷不及”，别无应对之策。且高官钳制下属，谁也不准乱说话。所以，每次召对，众臣左一句“待罪”，右一句“待罪”，表情冷漠。气得崇祯只得痛哭回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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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得封“平西伯”，获撤宁远之令，如释重负中，更有喜出望外之感。他兴冲冲地部署撤离事宜，准备上路。其所部辽兵四万，辽民却有五十万。由于辽兵皆由辽民中来，兵民同为一体，所以朝廷形势虽然紧急，吴三桂却“迁延不即行，简阅步骑”（《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为撤退筹备了数天时间。于三月初十日离开了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如果吴三桂能像“己巳之变”中袁崇焕驰援北京一样，以精锐兼程疾驰，旬日当可抵达北京。可是百姓偕家带口，背井离乡，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究其原因，吴三桂乃是为保全自己的实力计，故意拖延时间，延误行期，拟让其他各镇兵马先与闯军斗得你死我活之时，再坐收渔人之利，全取勤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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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日，闯军已经逼近京郊，京师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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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照例向群臣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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