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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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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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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弱而富足的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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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3年，正是北宋王朝大中祥符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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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大宋朝，难免会引发争议，一部分人对它扼腕叹息，顿足捶胸；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它不吝赞美，慕而神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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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贬议者讥它为积贫弱宋，骂它军事不振，缺乏开疆拓域的气魄与能力，先受欺于北辽，又受困于西夏，最后错判形势，被金国攻破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掳去徽、钦二帝，只余下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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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多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他在名著《国史大纲》中明确提出宋朝积贫积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教科书《中国史纲要》中也作如此论述，由此成为官方定论，流布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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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流行的背景，可能与20世纪初中国危机四伏，险遭瓜分豆剖有关。那时，国人急需强国自救，所以感念昔日的汉唐荣光；而宋朝国力不振，屡受欺辱，自沦为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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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持赞赏态度者正相反，他们着眼于宋朝的繁荣与温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宜居的朝代。这派人喜欢列举宋朝的财政收入数据，描述它市井的繁华，以证明其富足；谈论它技术的进步与商业扩张，以证明其生机与活力；叙说朝廷的宽容与人性化，以证明其理智与开明。他们还常引用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先生的一段话，证明那个时代为士大夫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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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那段话我没有找到原始出处，权转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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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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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邵雍先生在公元1013年时才两周岁，还没上幼儿园，而洛阳当时是宋朝的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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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又有人把宋朝纳入全球视野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千年前，宋朝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是全球文明的最光明之域，比现今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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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的出现，显然与中国近些年对外开放深化，及国民商业意识的增强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有些人，尤其是许多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开始谈论宋朝的现代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宋朝是个很前卫的朝代，它有资本主义的商业元素与科技元素，有现代的中产阶级精英元素与市民元素。它繁荣、富足、优雅、温和、自由，隐隐有成熟的现代发达国家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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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赞美论者的声音很大，这些人可分为两部分：其中主流的一部分，是因为受了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影响，为跟风者；而另一部分虽然小众，但较踏实——他们通过仔细研究史料，确实发现宋朝虽然军事上稍弱，但却经济繁荣，繁花似锦，据说其经济总量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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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的地位，海外的研究者一般都不吝赞美之辞，试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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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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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感叹：“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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