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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赞美论者的声音很大，这些人可分为两部分：其中主流的一部分，是因为受了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影响，为跟风者；而另一部分虽然小众，但较踏实——他们通过仔细研究史料，确实发现宋朝虽然军事上稍弱，但却经济繁荣，繁花似锦，据说其经济总量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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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的地位，海外的研究者一般都不吝赞美之辞，试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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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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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感叹：“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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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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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史景迁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上刊登文章，称：“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一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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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赞美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社会富足、人民幸福。兵强马壮反倒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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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很多人豁然开窍，原来，一个国家的富与强，并不必然呈因果关系——富了未必强，或者强了未必富，两者完全能够分开。换句话说，一个不热心开疆拓土、扬威域外的国家，照样能富裕繁荣；反之，一个热心于军备、武装力量强大的国家，也可能非常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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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牵扯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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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能像今日的美国一样，既富且强诚然很好。可是，假如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它没法实现既富且强，那么它是选择富而弱呢，还是选择贫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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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选择题，现在各国的领导人或民众实际上都在做。有的国家如瑞士、新加坡等倾向于选择富而弱；而另一些国家如伊朗、朝鲜等，则倾向于选择一个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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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迫使我们思考，当今的中国应该怎样选择？假如我们能实现既富且强，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假如现实条件不允许我们两者兼得，我们是放弃强呢，还是放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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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应该搞一次调查，问一问人们，是愿意生活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秦帝国呢，还是愿意生活在软弱而富足的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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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很有意思。从情绪上讲，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一个强字，希望国家能建立起一套秦朝那样令人望而生畏的战争机器，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己的霸权，把所有过去丧失的或有争议的领土都悉数收回，更莫论东海、南海那几个小破岛。可是从理性上考虑，这却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如果贸然行事，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极有可能会被人打回原形，重新过一穷二白的日子。基于此，大多数人可能愿意选择低调且富足的生活，希望政府少惹是生非，埋头发展经济，搞好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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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千年前的中国——宋真宗时代，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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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开国，即面临一个可怕的对头——北方的超级军事强国大辽。新兴的宋朝试图挑战辽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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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国力上讲，宋朝的实力远超过辽国。但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从一开始就不想使自己的帝国军事化，也不想恢复汉唐的疆域。在他看来，汉唐边疆地区的许多领土都荒凉贫瘠，不适合农耕，收复得不偿失。有了这种理念，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当王全斌将军平定西川后，献上地图，请求趁势收复西南诸地区，赵匡胤拿玉斧沿地图于大渡河上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告诫他的将领们不要贪功。他虽没有再拿玉斧沿着长城划一划，但他显然对长城以外的旧日疆土也不抱兴趣，他的理想只是要收复陷于辽国的燕云十三个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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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迫不及待地推行倡文抑武的政策，设计出了许多制度，以限制军队在帝国体制中的影响力。他的这一努力，正面作用是解除了军方干预国家政治的风险，负面作用是大大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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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势下，宋朝的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在对辽战争中却越来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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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真宗执政时，他已充分意识到继续战争没有出路，遂在公元1004年冬天，忍辱与辽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结束了那场讨厌的战争。自此宋朝专心发展国内经济，开创出一片盛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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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其政治后遗症却一直困扰着朝廷。到公元1013年时，我们依然能看到真宗皇帝与这种后遗症斗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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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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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千年前的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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