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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完人事，皇帝赵祯才真正有了大宋朝当家人的感觉，可这个感觉并不是很轻松，毕竟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朝廷的一些具体事务，可不是靠吃粗茶淡饭、穿洗过的旧衣服，以做天下道德表率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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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赵恒推行仁政，关注民生，可谓开明。可是这世间之事有利必有弊，仁政是个好东西，可是它也有副作用。世间的利益是有限的，追求高福利，试图照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那么就容易使财政不堪重负，就容易使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低下。举两个最让皇帝赵祯头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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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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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开国之初，兵马只有12万左右。到太祖后期的开宝年间，增加到了37.8万人，其中禁军19.3万人。当时军队数量的增长，是因为不断有大仗打，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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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真宗接手政权时，太宗皇帝留给他的军队规模约为66.6万人，其中禁军为35.8万人。按道理，朝廷在公元1005年就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军队规模应该不断缩小，可是实际情况是，到先帝后期，军队数量却增加到了9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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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和平时代军队数量为什么还增长呢？原来，在先帝眼里，军队被看成了一个有着收容功能的大箩筐。军队人员的成分由四部分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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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正常招募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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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官二代。朝廷有众多的官员与勋臣，他们的子女需要安排工作。往哪儿安排呢？首要选择就是军队，给个小武官职务，就可以领饷充数，得个铁饭碗。据说最多时，朝廷一年荫补到军队中的官二代就有三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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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囚犯。朝廷追求宽慈，监狱中不能有太多囚徒，因此经常大赦。而每次大赦，许多犯罪人员实际上不适合立即让他们回归社会，怎么办呢？到军队当兵，将需要镇压的人变为参与镇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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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7年，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曾上书批评此事，说：“如今那些奸邪之徒，暗中估量国家大赦的日期，肆无忌惮地干凶残之事。好不容易将他们逮捕，将要判他们的罪时，忽然碰上君王的恩泽，将他们放出去当兵卒，发给他们衣服食粮，这就如同有人偷盗，却给他奖赏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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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流民。每当发生饥荒或洪灾，人民流离失所，国家除了正常赈灾外，一般喜欢让他们中的适龄青年当兵，以免他们沦为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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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朝的兵与唐朝的兵不同：唐朝早期的兵为府兵，国家免他们赋税徭役，但不给他们发薪水，弓马都需要花钱自备，因此军费开支非常低；宋朝实行募兵制度，军队是需要发饷的，军费开支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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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人惊讶于宋朝的财政收入远高于唐朝，而财政还常常拮据。殊不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费。那时，一个禁军士兵每月的总收入折合成铜钱大约为二至三贯，再加上其他军费开支，九十万军队的月开支估计不会少于三四百万贯，折合成每年的军费，将高达三四千万贯。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对朝廷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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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多次提出裁减军队，但都因瞻前顾后，下不了决心。早在朝廷与辽国签订和约之初，先帝赵恒就意识到禁军中“年老患病的人很多，应该精简”，但当枢密使王继英提出大刀阔斧裁军的奏议时，皇帝又后退了，说：“你说得虽然对，但现在刚与北边的敌人和解，刚允许西面的戎人纳贡，假如立即裁军，恐怕引起军队的情绪不稳，他们会说：现在国家不需要我们了，为了省钱就要把我们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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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8年春天，向敏中对先帝赵恒说：“现在边境安宁，军队数量却未见减少，怕只会增加无谓的开支。”皇帝回答说：“现在京师的兵力可以想法裁减，只保留精锐部分。”可是朝廷最终下不了决心，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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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朝廷养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战斗力却越来越差，甚至军队管理都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朝廷内部的叛乱，绝大多数都与士卒哗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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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队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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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之初，本朝的官员数量并不多，但随着年岁日久，通过科举、荫补及其他途径进入体制内的人越来越多，官僚队伍逐渐臃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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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朝的传统又善待官员，这些人只要一入仕途，只要不是犯特别严重的错误，一般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如此只进不出，官员的数目急剧膨胀，经常一个岗位许多人盯着，为此有些官员长时间得不到升迁，反而牢骚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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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1年，朝廷曾下决心淘汰多余官员，这年六月，各路总计裁减了19.6万人。可是从此以后，朝廷就没有了类似的动作，以至到公元1017年时，向敏中不得不提醒皇帝：“太祖、太宗朝，阁门祗候不过三五人，他们的职责只是引导百官参拜皇帝而已。如今他们的人数超过数百人，而且还在不断任命。他们的俸禄优厚，许多都是滥竽充数而提拔起来的，应该降旨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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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此很为难，应付说：“他们本是承袭惯例任命的，应当慢慢想办法。”他说的慢慢想办法，实际上等于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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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先帝为了显示宽仁，还盲目增加官员的待遇。公元1005年，他就下诏，退休官员一律享受半薪。而在此前，朝廷延续唐朝旧制，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给退休官员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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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5年，荆州知州马亮上奏，说：“一般官员职田的俸禄过于优厚，请求两三年间停止支付，借以减轻财政负担。”他自己声明，放弃本年自己应得的四百二十余石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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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中侍御史王奇也请求朝廷取消职田，先帝不以为然，为此下诏说：“朕用职田接济各级官吏，本意是想让他们丰衣足食，借以要求他们廉洁谨慎罢了，王奇不明白朝廷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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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赵祯亲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需要应付诸多难题，可宰相张士逊是个文士，只知风雅，不懂治世经济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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